纽约时报 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的中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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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人诉讼政府时，案子经常被压下
By JOSEPH KAHN
纽约时报，12月28日
在一个忙碌的法院接待室中，一群农民围住一位职员，要求他让他们起诉夺走他们土地的官员。
那些农民后来回忆说，当时该职员不断的说“不，不”，同时摇着头和手。他们在浪费他的时间，也在浪费他们自己的时间。但是当他们放弃时，他们的起诉书仍然平躺在他的桌子上。那些农民希望，也许这意味着这名职员默许了他们的起诉申请。
“这两年来他们尝试了每一种合法的途径，现在是乐观的时刻。”河北石桥农民抵制运动的领袖李会堂（音译）说，“我们希望他能够对我们的要求做出依法裁决。”
即便是一份书面的否决书也将会成为一笔财富，这至少可以让他们到高一级的法院上诉。但是连这个都没有。那位法院职员不久就打电话到李的家，要求李去拿回起诉文件。当被李拒绝后，该职员将文件放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寄回来，没有记录、没有手续、没有任何说明。
中国的司法系统经常宣布那些弱者认为不公平的判决。但是更大的一个问题是法院经常拒绝做出任何裁决——或者干脆承认一些麻烦的司法诉讼的存在。
在英语中被简单的翻为“put on the record”或者“register a case”的“立案”程序在中国充满了官方的干预，以至于对于许多针对政府的上诉，法院关上了它的大门。
学者们说，自从中共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创造了现代化法治体系的外壳以来，刑事案件几乎都要通过法院。民事和经济案件现在经常在法庭上解决纠纷。但是司法系统的第三种也是最敏感的作用——1989年通过的允许公民起诉政府的法律——依然好比是一本哄小孩的小说。
“试图起诉政府的人数量很大，而且还在增大。”北京人民大学法学家肖建国（音译）说，“但是能成功立案的数字只是一个零头。因此你可以说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有一道鸿沟。”
尽管快速增长的中国想要说服世界它是一个法治国家，但要求改善其体系的压力主要还是来自内部。围绕着土地征用、污染、腐败和滥用权力等问题，这个国家到处爆发着各种抗议，据官方统计2004年这类集体性骚乱事件达到74000起。
中国领导人知道他们需要管理这些骚乱。事实上，胡锦涛说“民主法治”是建立“和谐社会”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承诺增加了人们对合法权利的意识，但还必须改变司法程序。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骚乱是发生在尝试走司法途径失败之后。但是律师们说法院系统对如此之多的争议性案件关上大门，从而迫使人们走上街头。
这种情况正发生在石桥，在那里居民们抗议由于政府的发展计划而失去了土地，并试图通过提起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土地使用权。
但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碰到了卡夫卡式（按：指人受到自己无法理解、无法左右力量的控制和摆布）的障碍。唯一成功利用了法院的一方是有政府背景的建筑公司。它在去年3月赢了一份官方指示，该指示称农民的抗议活动是非法的。
每个人都只为自己
在今天的中国，每年都有几十万英亩的农田被改造成工厂、卖场和房屋。在这个土地争端的天平上，石桥的33英亩农田只是河北南部混浊的滏阳河沿岸的一个小小窗口。
加上黝黑的、富饶的土壤，以及良好的灌溉，使得该地的农田十分适合种植蔬菜。大量家庭都依靠一小块土地，通过向附近城市居民出售白菜、黄瓜和大豆来维持一份稳定的收入。
直到2004年初春耕之前，那里的生活还是如此。然而春耕时，河北的峰峰矿区要求石桥的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与该区建设局有关系的滨海建筑公司打算在那里筑一条路，并在那里盖民居以“提高城市标准”。政府通告说，失去土地的农民将根据《国家土地管理法》得到补偿。
对于村民们而言，这是一个战斗的号令。农民不能真正拥有土地。他们的土地使用权是在政府的控制下的，而政府对土地的所有权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可耕地不流失。
而实际上，政府对土地的控制反而为当地官员提供了一种刺激，即拼命去攫取耕地用于发展。农民们所需的仅仅是得到损失的农业收入的补偿，而这种补偿一般远远小于飙升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政府背景的中间商就能从中获取大量的利润。
“每个人都只为自己”，参与抗议峰峰矿区政府活动的64岁的居民李勇路（音译）说，“你会得到你所为之战斗的，并且只能得到这个。”
峰峰矿的官方不愿意谈论这一事件。但是在官方文件和宣传通告中，他们说石桥土地的开发符合地方和国家的需求，并且农民已经得到了公正的补偿。
区政府确实给予了补偿，以一亩地2500-5000美元的价格。但是当地的谣言说市场价格超过了35000美元/亩，其间的差价被政府代理商拿走了。
一些村民拿到了钱。还有一些拒绝合作。戴着一个法式贝雷帽，曾一度担任石桥生产大队队长的李也站在反对派阵营。他和李会堂（他是一个魁梧的、交际能力强的45岁男人）联合在一起。他们虽然都姓李，不过并没有亲戚关系。
这两人制造了一部称赞他们的古老的冲击而成的耕地的短片。叙述者以一种深厚的男中音，诵读了一份中央政府的关于防止耕田流失的政策。
北京政府看上去可能是个同盟。在2004年春天，全国人大通过了第一份物权法。报纸和电视广播欢呼着领导人的“法治”承诺。在石桥，这些原则虽然看上去很抽象，但确实激励人心的。
当地社会活动家阅读了国家有关土地的法律后下结论道这些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当地政府不能违背他们的意愿终止土地使用合同。
于是他们决定上诉。邻近城市的一个律师草拟了起诉书。二李将起诉书送到了峰峰矿法院。一个职员读了他们的申请后，以要征求领导意见为名消失了。当他再次回来时，他说法院会接手这个案子，但他们必须先付诉讼费2300美元。
看来他们是想用这笔费用——相当于他们每年总收入的几倍——吓跑他们。而且事实上即使是付很小的一笔钱，许多村民也会嘲笑的。但是二李集合了11个家庭加入到他们队伍。到2004年夏天，他们有了钱。该案被接受了。
后来证明这只是最低的障碍。几个月过去了，连开庭时期都没有。他们要求解释。最后，05年初，他们受到了当地法院最高领导陈秀英（音译）的接待。
根据李会堂和另两位与会者的回忆，陈以一种同情的口吻说话。法院也很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案子开庭，但是不幸的是这个案子太敏感了。
“她告诉我们法院无权挑战政府。”李会堂说，“如果我们放弃的话，那么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她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她会退回起诉费。”
当记者打到陈的法院办公室，要求交流对此案的看法时她挂断了电话。后来再打过去时，是别人接的电话，并说陈已经出差去了。
李说他拒绝放弃：“我告诉她法律要么是人民的工具，要么不是。你不能先把它给我们，然后又把它拿走。”
街头正义
滨海建筑公司并没有等待法院的裁决。它铺了一条宽阔的混凝土马路，穿过石桥原来的农田。另一些部分则被一排高墙给封起来了，墙上装饰着广告画，上面画着一条流淌过繁茂的秋叶的河流。在墙后面，居民区正在拔地而起。
在法院受到挫败之后，二李开始了一场民间不合作运动。他们站在推土地前面，骚扰工人并破坏建设进程。
3月18日，滨海公司向法院起诉李勇路，要求法院下令禁止李对其建筑工作的干扰。四天之后，法院未经审判就做出了最终裁决。李勇路的行为被宣布为非法。
村民们说，地方官员将该裁决复印后发到石桥的每一个居民手上。当地党的领导还在村里的高音喇叭上宣读了该裁决。
但这并不能阻止二李的反抗。他们和其他村民说他们被法院如何迅速的行为（而对他们的诉讼却又拖延这么久）激怒了。
“我发现法律就是他们所说的。”李勇路说，“他们所做的就代表权力。”
3月25日，峰峰矿调遣当地警察和民兵去阻止村民对工程的干涉。这一举动引来了成百上千的村民。参与者说，当警察没收了几个当地人的照相机时（他们用来拍下当时的场景），紧张的对峙演变成了一场小规模的暴动。
李会堂的弟弟说当警察从他的脖子上强行取下照相机时，在他的前额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伤口。现场拍下的照片显示，还有一个老人摔倒在地，并被践踏。
村民们失去了控制，开始打碎警车的玻璃，并试图掀翻警车。15个当地居民被抓进监狱；其中有3个被抓9个月还没放出来，村民们说。
这种突发事件已经成为迅速崛起的中国其农村生活的一种常态了。但许多不被人们所关注，或者在国内媒体被禁止报道。
但是就在石桥暴动不久后，在邻近的定州市，发生了一起引起全国关注的地方政府镇压示威农民的事件。几百名被雇俑的暴徒拿着猎枪和棍棒，强迫村民们放弃要用于建设一个电厂的土地。在这一被一个村民的数码摄像机记录下来的血腥镇压中，有6个村民被杀死，还有几十个受伤。
对于北京政府而言，这次做得太过分了。定州市市委书记和另外26人在12月初以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
中国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定州事件之后曾视察过河北法院。他告诉官方媒体说由于法院经常把一些重要的案件当作“烫手山芋”，宁愿不碰它，使得人们忽视司法系统。“如果法院每次都向政府低头的话，那么人民将不再信任法律程序。”他警告说。
既非是也非不是
这种感觉看来正在高层官员中广泛的蔓延。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河北法院注意到了他的警告，至少当他们面临那些威胁到地方利益的案件时，并不会直起腰来。
二李又给了法律第二次机会。这次他们找到了一个北京的著名律师，周世峰（音译），他经常受理起诉政府的案子。
在经过了一番调查后，周认为滨海计划违反了国家土地法，该法规定开发基本农田需要得到国务院的批准。他说，他们应该起诉湖北省政府允许该计划实行。
周对此案的期望值很低。中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对地方政府起诉必须首先向被党委书记控制的地方法院申请。你可以上诉，但必须是在地方法院审判后或者否决后。
法院如果不愿意受理诉讼请求的话，按照法律，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但是为了避免上诉，法院职员经常拒绝给予法律文书。在中国的政治-司法体系中，如果该案没有正式被受理的话，那么也就不需要法院否决书。
“这个法律是荒唐的”，周说，“但是这是唯一的途径。”
9月，周律师，二李以及其他村民聚集在河北省会石家庄法院里。一名叫做钱仁东（音译）的法院职员接待了他们。
他们请求他受理他们的案子：他们有合法的权利提出上诉；地方官员违反了国家土地法；他们获得正义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他们说，钱很礼貌，但很顽固。他浏览了他们的文件，并问了几个问题，但最后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他劝说他们通过上访而非法院向更高的官员请愿。
但是无论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还是一个小小的疏忽，当会谈结束后，他没有把上诉文件还给他们。技术上，这被看来是他接受了他们的上诉申请。
“当我们离开法院的时候，我们兴奋地谈论着。”李勇路说，“看上去我们走出了第一步。”
两天后，钱打电话到李家里。跟李说那些文件必须被立即取回，否则他就无法保证它们的安全。他同时还说，这个案子不会被受理，而且也不会有否决书。
周建议李呆在家里。他们应该迫使该职员写一份书面的否决书。李说他很紧张——他花了几个月汇编的原始文件都在那个职员的手中——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
他们所冒的风险不是文件可能会被销毁，而更是这些文件可能会被忽略。两周后，文件被通过邮件寄到了周律师在北京的办公室。没有任何寄信人的痕迹。
在石桥的土地案件中，这是法院所给予的唯一一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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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stenphen1 于 2008-9-8 07:10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