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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第四章 边境战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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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对华战争
            [澳大利亚]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第四章 边境战争（4）
            　　乌姆拉欧·辛格曾在他的意见书中提出，如果到那时能集中足够的给养，才可于十月十日开始行动。现在考尔却在没有所规定的补给基地的情况下，把十月十日这个日期定为开始行动的限期。考尔答应在四天内开始赶走中国人的作战行动，所以时间一刻也不能放松。在克节朗河附近，没有降落直升飞机的地方，唯一平坦和没有障碍的地区是处于中国的那一边。因此，十月六日一早考尔一行前往多拉哨所时，只能步行翻过哈东山口。考尔走得很急，超过他体力所能支持的程度——他并不比他的士兵们更能适应这样高的地势。有一段路他让一个健壮的西藏脚夫背着他爬上山口。许多士兵也是很吃力地爬上这条山路，他们看到他们的军长骑在人背上从身边过去。
            　　十月七日午后不久考尔到达多拉哨所，然后把剩下来的时间全用来研究地形。地形是不可能鼓舞人心的。克节朗河仍然是水深流急，河谷里丛林密布，部队离开小道就很难运动，能够开展火力的射界也很有限。在印度一边，从河边开始，地势逐渐升高，约达五百码左右，然后陡然直上哈东山脊，山脊高于河床约四千英尺。章多的空投区位于该山脊的顶峰。在北部中国占有的一边，徐徐升高的地方更窄，上升到险峻的塔格拉山脊的地势更陡，大部分地方几乎是悬崖峭壁。不过河的北岸有一处通向一个平坦的牧场，长约一千码，然后升高到一个叫僧崇的山头。这个山头可控制并可从侧翼迂回多拉哨所正对面的中国阵地。所以占领僧崇是达尔维最初的进攻方案中的第一阶段目标。
            　　印度的阵地和交通线是在中国部队的控制之下。中国部队除使用步兵以及挖掘和清除树木的工具外，还有不少民工协助。他们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工事间有交通壕并组成了难以接近的火力网。然而印度部队却连挖掘工具和斧子都很少，不能很有效地挖掘工事。他们企图用挖掘工具和铁铲砍伐树木，遭到了中国部队的嘲笑。
            　　十月七日晚上，考尔巡视现场后，又给新德里发了电报。他的电报很不寻常，电报是绕过正常的途径直接发给陆军总部的，只抄送东部军区。不仅如此，电报长得要命，东拉西扯，漫无边际，甚至如谈轶闻趣事一般，象是从前线写给家中一位疼爱自己的叔叔的信件，而不大象一份军事电报。电报是由考尔口授给随从军官的，当随从军官累得记不下去时，就口授给达尔维准将。达尔维后来说，“记录员的差使安在心烦意乱的老资格的准将身上，可有点不大相称。”电报由通讯兵送往伦坡；从伦坡再用电话口传到一个无线电站，然后译成密码，经由提斯浦尔发往新德里。考尔的电报太长，有时要发上八个钟头，堵住了无线电路，使其他电报都发不成。即使是最优先拍发，考尔从克节朗河发出的第一份电报，也要三天后才到达新德里。
            　　考尔在十月七日的电报中叙述了他所面临的困难。他现在才说，中国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兵力已增至一个团；印度部队的供应情况濒于绝境，印军所有的弹药仍然只限于装在子弹带里的那些(每人五十发)，从那天开始不得不扣紧口粮定量；冬衣也缺乏，三个营中有两个营穿着夏天的军衣，每人只有一条毯子，而当晚要在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处露宿(考尔没有说明这是他自己的命令所造成的结果)。自从印军进驻克节朗河以来，部队所报回的情况一直是这样说的，考尔这时也无非是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加以描述而已，所不同的是自从他命令第七旅的其余部分进驻该地以后，局势更形危急。然而，他在电报中接着写道：
            　　虽然有这一切困难，我正在采取各种可能的步骤来执行政府和你[指塔帕尔将军]给我的命令。但是我必须指出，尽管我们在即将开始的作战行动的最初阶段能够获胜，但中国部队势必进行有力的反击……把我们从已夺到的阵地上赶走。我没有力量对付这种威胁。鉴于这一地区的作战行动的重要意义，我建议现在就集结陆军和空军所有的力量，以便于恢复有利于我方的形势。
            　　考尔说，他自己要与第七旅呆在一起，直到整个作战行动结束为止。
            　　考尔原来认为中国不会还击，因此，他自告奋勇去指挥的作战行动将能轻而易举地完成。现在这种信念显然受到严重的考验。下级所作的关于中国阵地上的兵力、武器威力以及对方增援的方便条件等方面的报告，他再也不能视为怕打仗的军官们的夸张说法而置之不理了。他可以亲眼看到他自己所描述的全部情况，因为中国部队并没有企图隐蔽自己的武器和兵力。但是，“虽然有这一切困难”，他还是要照样进行里窝那作战行动，而且要按照他原定的日期，即十月十日，开始行动。他将命令第七旅去进攻的敌人，在人数上至少与印度方面相等，又可以很快得到增援；武器配备上要强得多，而且占有巩固的防御阵地。而他却要他的这个旅在取得当时要发动进攻所必需的火力支援、弹药和后备给养之前就发动进攻。这就象是要手中没有拿着弹弓的大卫去打戈里阿斯
            [
            译者注：大卫(David)是公元前一世纪的以色列国王。传说他当国王前，曾用弹弓和石块杀死腓力斯坦(Philistine)国的巨人戈里阿斯(Goliath)。
            ] ，或者象是第七旅的冲锋 [
            译者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向俄国的炮兵阵地发起冲锋，因指挥错误，造成重大伤亡。后来英国诗人泰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写了《轻骑兵旅的冲锋》一诗。作者在此处把印军第七旅向中国部队发动进攻比作轻骑兵旅的冲锋。 ]
            。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考尔发出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已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两次警告新德里说，他固然担保作战行动开始时能够取胜，但是他缺乏足以抵挡反攻的后备力量，所以要求“集结陆军和空军的力量”以便挽回局势。(没有谁比他这位参谋局长更清楚：陆军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集结，至少附近没有什么兵力可以用以扭转克节朗河地区不利的局面。他自己也很了解：空军的战术支援在这种地形条件下不起什么作用。)如果中国部队真的作出反应——考尔似乎仍然寄托希望于他们不会这样做——印度部队初步向前推进后被击溃或赶回，那么他就可以说，他事先已警告过新德里可能出现这种万一的情况，而且具体建议过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去支持他。如果他们没有听从他的建议，那么过错在于陆军总部和政府，而不在于他本人。
            　　也是在十月七日，考尔接到陆军总部转来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的报告。总领事的情报员告诉他：在塔格拉后面麦克马洪线的中国一边，看到有一个师规模的重迫击炮和大炮在集结，中国部队正在谈论进攻达旺。这个情报未加任何评语就转到克节朗河考尔的指挥部，丝毫没有说明情报局、参谋局或政府对这个情报是否重视。如果说考尔为了备案起见在两头押了宝以便在发生灾难时推诿责任，那么新德里的军政官员在这方面并不落后。假如中国用上述那些大炮和迫击炮进攻达旺，考尔怎么也不能埋怨新德里没有提醒过他。从拉萨来的报告没有附任何评语，也可能是反映了新德里的有关人士这时象孤注一掷的赌徒那样，意志甚至连头脑都处于瘫痪状态。
            　　第二天，十月八日，考尔揭开了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序幕。他命令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从章多开下来，加入沿河的其他部队。章多是一个很好的防御阵地，空投区就在那里。所以，如果第七旅留在章多不动，至少该旅的大部分可以就地得到给养而不须从很远的地方运到下面的河边去。正如考尔后来形容的，克节朗河对印度部队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低洼的陷阱”，但他还是把更多的部队送进这个陷阱。十月九日，那两个营到达河边一线(从章多到河边虽是下山也要走一整天)，并在第三和第四号桥的周围进入阵地。
            　　十月九日，考尔透露了他的意图。他对普拉沙德、达尔维和其他军官说，尽管存在着他现已亲眼看到的困难，但他也还是只好不惜任何代价在十月十日采取一些行动，因为十日是内阁可以接受的最后的期限。接着他命令拉加普特联队第二天开往拥错山口(Yumtso
            La)，该山口在塔格拉西面约一英里，高达一万六千英尺，比塔格拉还高。他还命令他们到达那里后要在中国部队背后建立控制对方的阵地。
            　　印度部队采取这一行动将能占据塔格拉山脊的顶峰。如果在那里有一支强大的、并得到充分给养的部队，就将使在山脊南面的中国阵地无法防守。但在事实上拉加普特联队行军的路线在中国部队火力线之内，因此可能在中途就被消灭，即使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地，也一定要饿死或冻死在那里，因为给养根本送不上去。当时听到这个命令的军官认为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象他们一样，考尔这时对印度部队的状况也是一清二楚的，对中国阵地上的雄厚力量也是能够看到的。然而他竟然把一个营的兵力投进一项中国部队势必对之作出强烈反应的行动中去——中国部队一再警告说，他们不允许任何印度部队过河。事后，达尔维回忆说，“大家听了考尔宣布的命令后，都目瞪口呆”；“……考尔将军先是露出一个提着兔子耳朵的魔术师那付沾沾自喜的神情，接着显出轻蔑的神态，似乎是要看一看哪一个敢于怀疑他的命令。”

            　　达尔维和普拉沙德提出了异议。他们指出，部队没有冬衣，在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地方，无法生存下去，也得不到给养；而且印军如不给以一定的炮火掩护，拉加普特联队在中途就会遭到歼灭。考尔完全漠视他们的意见。但他同意在整个营行动之前，先派出侦察队，侦察队应立即出发，找好最合适的渡河点，并于第二天拂晓掩护整个营的行动。侦察队的目的地是僧崇。
            　　于是约五十名旁遮普士兵组成的侦察队在十月九日中午前后过了河，天黑前到达僧崇。侦察队长派一个班带着一挺轻机枪去到山脊，从侧翼进行掩护。旁遮普士兵去僧崇的途中，中国部队没有进行干预，当晚也没有攻击他们。当天考尔接到塔帕尔发来的一份电报，重申政府对他的充分信任，考尔自然是趾高气扬，而那些曾经警告说中国一定要作出反应的军人，却象普拉沙德以后说的那样，当时感到自己是“大笨蛋”。那天晚上，考尔又口授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其中说，他“以果敢和机智的战术”，出敌不意，弥补了他的部队所面临的困难重重的不利条件，并在执行把敌人从塔格拉山脊清除掉的任务方面作出了良好的开端。他报告说，他的部队事实上已经占领山峰——这里指的是从僧崇派去的那个班。这份电报里完全没有提到不祥的预兆。考尔描绘了现场的情况，说到他能多么清楚地看到敌人；说他同下属指挥官们开会时，河对面的一个中国阵地上打过来两发自动步枪的子弹，他揣摩着这也许意味着挑衅，也许只是为了扰乱印军，再不然也许是对方胡乱打枪。他接着叙述道，不管怎样，有一个锡克士兵从离发射子弹处最近的印度阵地上站了起来，他背着轻机枪，抹一抹胡子，向中国部队挑战，看他们敢不敢向他开枪？考尔报告说，当天他曾召集军官们，给他们打气，发现他们全都情绪很高，他向他们保证他将同他们呆在一起，一直到作战行动结束。
            　　第二天早晨，拉加普德士兵们集合起来，开始向通往拥错山口的路上的几座桥梁移动。这是十月十日，考尔遵守他自己规定的期限。但是，在这时候中国部队终于反击了，不仅一举粉碎了他要赶走中国部队的计划，而且粉碎了印度制订前进政策和对边界争端的整个处理方针的前提。考尔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天亮得很早。四点半左右，我已起床，我的勤务兵正在烧水冲茶。我把镜子挂在第四号桥上面靠近我的掩体的树叉上，正在刮脸，这时，我听到河对面猛烈的射击声。”整整一个营的中国部队走出阵地，根本不把沿河的印度部从放在眼里，迅速地冲下山脊，形成对僧崇进攻的阵势。与此同时，重迫击炮也开始向印度阵地轰击。
            　　如果说考尔有点沃尔特·米蒂 [ 译者注：见第二章注 ]
            的味道，这该是他的黄粱美梦转变为梦魇般的现实的时刻了。黄粱美梦是指挥军队打胜仗。可是现实是：只有一小股印军在仅仅一英里以外的山包上；可以明明白白看到中国部队的数目远远超过印度部队，将近二十比一；凶猛的迫击炮构成了火网。达尔维事后说考尔当时对他惊呼道：“我的天啊！你说对了，他们真的干起来了。”考尔后来追溯这个时刻说道：“说老实话，我那时才完全理解我们陷入困境的全部含义……我想我们应重新考虑我们在这一战区所面临的整个局势。”

            　　考尔把战斗的指挥权交给了达尔维。他同达尔维和普拉沙德商量后，决定他应当亲自去向尼赫鲁汇报，并坚持要普拉沙德与他同行，离开克节朗河一道前往新德里。他同意普拉沙德和达尔维的看法：赶走中国部队是妄想，第七旅应当从克节朗河撤到它能够守得住和得到给养的阵地。但是，他并没有授权下级把这种战术性的行动付诸实施，以便使大部分部队得以脱身，只在印度的主要哨所周围留下少数掩护部队。相反，他下令说，在新德里作出决定之前，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暂缓，但第七旅仍应坚守沿克节朗河和在章勒的阵地。
            　　中国军队对在僧崇的印度部队的第一次进攻此时已被击退。中国部队显然没有察觉有一个班的印度士兵从侧翼掩护着僧崇的阵地，因此他们集中兵力进攻时，遭到正面的射击，伤亡很大。如果中国人原来还有怀疑的话，那末现在他们一定很快就认识到：这些印度兵虽然服装褴褛，装备不足，他们仍然是熟练的、果敢的士兵。接着，在僧崇的旁遮普联队的指挥官请求在河边的迫击炮和机枪给以火力掩护，以便使他的部队从绝境中脱身，但是为达尔维所拒绝。当时达尔维的处境是痛苦的。在河畔指挥机枪手的军官一再请求他准许他们向中国部队射击；旁遮普联队要撤到河边来需要火力掩护。但是如果把主力投入僧崇这场小战斗，中国部队就会把它全部消灭。达尔维不能冒丢掉全部兵力的危险去援助在僧崇的小分队。
            　　当中国部队加紧进攻时，达尔维命令旁遮普联队脱离战斗，撤到河边。中国部队让他们撤离，在这些幸存者过桥去南岸时也没有对他们开火。这次行动中，印度方面七名死亡，七名失踪，十一名受伤；中国方面说他们自己伤亡三十三名。中国部队以正式的军礼埋葬印度的死者，死者的战友在河岸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考尔在途中又拍电报给新德里说局势严重，要求准许他亲自回首都汇报“新的突然变化”。他要求必须在尼赫鲁预定十月十二日去锡兰之前见到总理。
            　　僧崇这场小战斗确实有严重的含义。中国第一次强有力地抵抗印度向前推进的行动；他们以重大兵力和坚定的决心进攻了印度建立的一个阵地。对僧崇的进攻，说明印度前进政策的根本信念——中国部队决不会蓄意地坚决进攻印度部队，倒是会在摊牌时自行退却——是虚妄的，而这种信念就是印度军队之所以出现在克节朗河和西段的各孤立哨所的理论根据。
            　　考尔在哈东山口下面辗转不安地过了一夜。他象部队里的许多人一样，由于在他所未能适应的高地上过分劳累，现在肺部有了毛病。这次又不得不把他背过山口。在最近的降落点上有一架直升飞机在等着把他送到提斯浦尔去。他在当天，即十月十一日晚上约八点钟到达新德里，刚好赶上参加在印度总理官邸举行的会议。
            　　这次会议似乎是迄今为止在新德里举行关于边界危机会议中出席人员最全的一次。会议由尼赫鲁主持，到会的文官有梅农、内阁秘书、外事秘书和国防秘书以及其他官员，军方出席的有塔帕尔、森、考尔以及参谋局的军官们。空军参谋长也到会。印度现在显然面临着险恶的危机，但是尼赫鲁仍然不同内阁成员进行磋商，甚至也不同内阁的国防委员会进行磋商。
            　　会议开始听取了考尔关于僧崇战斗情况的报告。大家都认为他的报告是绘声绘色的，富于主观想象的。在他第一个发言后，会议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就不清楚了。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即使想把这次关键性的会议实况作片断性的描述，也需要把各种不同说法中的共同点凑在一起。考尔描述了克节朗河的局势之后，会议请他提出建议，他并没有主张把第七旅撤回，反而提议印度应当请求美国给予迅速的、大量的军事援助。尼赫鲁显得有点生气地拒绝了这个意见。考尔接着提议推迟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据考尔自己讲，他当时的确曾建议把第七旅从克节朗河撤回到战术上较有利的位置。但是别的与会者都说情况恰恰相反。例如当时的内阁秘书S.S.凯拉说：考尔建议“守住克节朗河的阵线，并固守章勒”，考尔还接着讲，“如果以后有机会能过河去干一家伙，我将提出报告。”看来会上出现的一致的意见是要推迟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发出明确的指示，当然更没有正式撤销这个命令。讨论接着集中在第七旅到底应当留在克节朗河还是应撤回过冬的问题上。军人们的意见似乎有分歧。塔帕尔和森主张部队仍留原处。考尔说他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不管中国部队所占的优势，继续集结力量，发动进攻；第二，撤销进攻的命令，但第七旅仍留在沿河岸的阵线不动；第三，撤退到比较有利的位置。事实上，采纳让部队留在沿河一带的第二个方案是势所必然的。现在，里窝那作战行动的成败已关系到许多文武官员们的声誉。所以不能把部队的主力撤回来，那样就会明显地表示放弃这一行动。根据许多人的叙述，尼赫鲁对在场的军人说，这样的决定应当由他们来做，叫他们把意见统一后向政府建议该怎么办；塔帕尔和森第二天早晨对梅农讲，第七旅应留在原地。这种说法也可以从尼赫鲁本人的讲话里得到证实。印度惨败之后，尼赫鲁对议会说，军事上的重大决定是“在政府同[陆军]参谋长以及其他有关的高级军官进行充分磋商并根据他们的内行的意见作出的。关于陆军在一九六二年十至十一月间不从东北边境特区的前沿阵地撤出的决定，更是如此。”总理在另一处也提到，有人告诉他，前方指挥官们希望把第七旅留在克节朗河。尼赫鲁告诉议会说，文官当局并没有命令军人们“在情况不很有利的地方固守下去”，“但我们的军队自己不那么愿意撤退，他们坚守到底使他们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就印度处理边界争端的军事方面而言，看来尼赫鲁一直是很注意让军人们自己作决定，至少他一定自认为他是在让他们自己作决定的。但是，由于尼赫鲁本人长期以来公开宠信考尔，因此助长了陆军最高指挥部的歪风邪气。到了一九六二年，他所打交道的不再是职业军人，而是一班阿谀奉承的人。因此，当他希望得到从军事角度作出的决定时，他所听到的只是他的军事顾问们认为他愿意听到的意见；而他又向他们保证中国不会“大干”，这也就给了军人们所希望得到的政治指导。这种互相欺骗的行径就使得十月十一日的会议作出了第七旅应留在原地的决定。
            　　第二天早晨，尼赫鲁去锡兰作三天访问——一切如常。他特别注意不暗示在边界上正在发生很富有戏剧性的或危急的情况。他一向是愿意同记者接触的。所以他在机场上同记者们说了几句，当然这就成了一个临时记者招待会。到那时，政府证实中国部队越过麦克马洪线的消息已有一个月了，半个多月前报纸就报道了陆军已奉命把他们赶走的消息。报纸不断报道塔格拉山脊下发生的小冲突，总是说印度部队打退了中国的进攻。前一天报道过僧崇的战斗，说是战斗激烈，是中国部队进攻了印度的一个阵地。人们越来越怀疑政府是否真已命令陆军采取攻势。所以，在机场上向尼赫鲁提出的头一个问题就是：给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下达了什么命令？
            　　尼赫鲁回答说，“我们的指令是要解放我们的领土。”记者接着问：“什么时候？”尼赫鲁说，“我不能定个日期，这完全是陆军的事。”随后他指出“寒冷的冬季在[塔格拉]地区早已开始。中国部队阵地很坚固，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还处于更高的地势。再者，他们在边界的中国那边的主要基地距离他们的阵地也很近”。记者然后又问到大家关心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想让尼赫鲁保证政府无意同中国开始会谈。尼赫鲁说，“只要这次侵略[即中国部队呆在塔格拉山脊的南坡]继续存在，看来就没有进行会谈的机会。”
            　　印度惨败之后，人们批评尼赫鲁公开肯定了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并且指责他蓄意误国。他的话确实是给人们造成了错觉；毫无疑问，他是知道这一点的。只有叫他在答复时发誓，他才会说：因为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是印军力所不及的，因而已经暂停执行，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局势才会改变。可是，如果尼赫鲁承认这种种事实，那他过去所谈的关于边界问题的军事方面的情况就全都是虚假的。此外，人们也还有理由相信，考尔在前一天晚上曾怂恿尼赫鲁告诉公众：在适当时候是会把中国部队赶走的；有一个参加过那次会议的人声称他听到考尔这样讲过。尼赫鲁后来为他的机场讲话进行辩护时也说，这不是他个人作出的决定，“这也是军人们的看法。他们要那样做。否则我决不敢说那样的话。”尼赫鲁提到了冬季的寒冷气候和中国在地势与给养方面的有利条件，这就很清楚暗示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印度军队所面临的不利条件，通过这些话，他确实也企图使他的回答包含一定清醒的看法。
            　　假如尼赫鲁的意图是要强调不利形势，要公众注意到军队在塔格拉下面所面临的困难，公众是不会听的。官方发言人一直保证说，东北边境特区的一切都在印度控制之下，所以尼赫鲁警告公众的言词现在就没有什么分量。就在那天早晨，报界把前一天晚上的会议描述成是印度总理同文武顾问们进行“令人宽慰的磋商”。其实尼赫鲁本人也并不真正相信印度军队面临的种种困难，这表现在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在科仑坡向记者介绍情况时，又回过头来使用欺骗的政策，说在东北边境特区一切物质上的有利条件都在印度一边。
            　　所以，无怪印度公众从尼赫鲁的机场讲话里只听到他们所想听到的——战斗的号召。报界兴高采烈。《政治家》第二天写道：“尼赫鲁先生……清楚地、坚定地把全国人们所盼望听到的事告诉了大家，那就是，武装部队已奉命把中国侵略者从东北边境特区赶走，而在把他们从这一片印度领土清除掉之前，不可能同中国会谈。”在南方，《印度教徒报》的想法完全一样：“全国将欢迎尼赫鲁的声明……。”另外还有许多类似的赞成尼赫鲁讲话的表态。
            [
            注：尼赫鲁的政治生涯中——因此也就是在印度现代史上——有这样一个特点：他显然未经缜密思考而作的声明，多次产生了重大的、有时是灾难性的后果。也许最出名的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事件。当时国大党和伊斯兰教联盟(Muslim
            League)之间就内阁代表团关于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印度的计划已达成一项微妙的协议，而尼赫鲁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却把它破坏了。当时有人对尼赫鲁一九四六年事件评论说：“历史上有的时刻，应该崇尚慎重行事。保持缄默，将得益非浅。印度的命运正处在危急关头，走错一步就会牵动全局。”上述评语也同样适用于尼赫鲁一九六二年的机场声明。
            ]
            　　公众对印度陆军的英勇善战，有极大的信心，所以似乎没有一个印度人想到要怀疑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军队是否能够执行尼赫鲁已经证实了的命令。本书作者在发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提到印度有一种把陆军看成是所向无敌的倾向——果阿战役助长了这种倾向——并且提到了陆军对于要他们采取匆促而又缺乏准备的行动的那种政治要求正在进行抵抗。一位同官方有密切联系的新德里的报纸编辑不赞成我的那些报道。他向我传达了一个旨在纠正那些报道的内部消息：据了解，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中国部队是“第三流的边防部队”，一旦印度军队发动进攻，他们不会构成什么问题。这个情报大概来源于马立克情报局里的占卜式的推测。这项情报也发给了第七旅，他们倒可以亲自核对它的真实性。达尔维谈到同中国部队的首次接触时说，“我必须承认，中国士兵给我的印象不错。这些人不是蹩脚的边防战士；看来他们是身体结实、穿戴暖和、装备精良、意志坚决的部队。”

            　　然而，印度普遍感觉：克节朗河的印度军队是一支强大的、装备不错的、信心坚定的特种部队，只是由于政府过分的容忍和怯懦，才拦阻了他们去打垮蹩脚的中国部队。尼赫鲁在机场那一番话被认为是宣布让印度军队放手去干，印度正翘首期待它的军队夺回塔格拉的消息。
            　　在其他国家，尼赫鲁的讲话也被看作是一个准备打仗的正面声明。《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社论的标题是《尼赫鲁对中国宣战》；《卫报》(Guardian)把这一声明说成是最后通牒。中国得出相同的结论。《人民日报》写道：“尼赫鲁已经公然以印度政府总理的身分，正式宣布授权印度军方随时可以发动对中国的西藏地方的进攻。”社论得出的结论是：“看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向中国领土的大举进犯迫在眉睫了。”社论要“在中印边界上守卫着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百倍提高警惕，因为“印度军队随时可能执行尼赫鲁的命令，来‘清除掉’你们”。中国人也忠告尼赫鲁：“悬崖勒马吧，不要拿印度军队的生命作你的赌注了。”
            　　中国部队当时穿着厚棉衣，他们很舒服，对自己的力量和武器也充满着信心。他们在塔格拉山脊上的坚固的工事里俯瞰着下面河岸上的不幸的印度军队在挨饿受冻，无法抵御冰天雪地和优势敌军。他们必定认为北京对他们的警告是多余的。很显然，中国没有任何理由要害怕印度发动进攻，但是它有一切理由预料到这一着。印度政府对它的意图并没有保密；中国驻新德里的大使馆无疑地象印度本国人一样仔细阅读关于要把中国部队赶走的作战行动的准备工作的新闻报道。印军在克节朗地区所作的部署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们守住桥梁是为了要过河，并企图在河的北岸建立居高临下的阵地，以便在最后发动进攻时掩护自己的部队。假如印度的目的是防御性的，他们的主要阵地就应设在他们后面的山脊上，在那上面可以组织有效的火力网阻止中国部队过河，而且他们会把桥梁炸毁，象中国部队已经炸掉过几座那样。中国情报机关看来已经听到里窝那作战行动要在十月十日开始的风声。十月八日，北京外交部召见苏联代办，告诉他印度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据中国方面讲，几天之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对中国大使说，苏联政府得到了类似的情报，而且说，如果中国受到进攻，中国进行反击是自然的事。中国方面表示：印度在准备发动进攻时使用了俄国的直升飞机和运输机，这种情况损害了中国边防部队对中苏友好的感情。
            　　北京认为，印度十月六日的照会“终于断然关闭了谈判之门”，因为印度坚持在会晤之前，中国部队必须从塔格拉山脊撤回，而且即使进行会晤，双方的讨论也只能涉及中国部队从西段印度提出要求的领土上撤退的方式问题。几个月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最强烈、最明确地警告印度：如果印度坚持其前进政策，中国将进行报复；然而印度对中国的警告却置若罔闻，或者顶了回去，印度军队仍继续步步进逼。早在七月，中国就断定印度政府把中国未对其前进政策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当成是中国软弱可欺的表现。中国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中国尽管不断在外交上提出抗议，并调动部队，但并没有进攻西段的印度前沿哨所。于是新德里就把这种情况看成是进一步肯定了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这也鼓励了印度政府把前进政策坚持下去。
            　　印度不但漠视中国要它在西段停止逐步推进的一切警告，而且在六月里建立了多拉哨所，看来是把他们在西段采取过的同样战术开始运用于东段，去占据它所要求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地区。而现在印度陆军又准备在中国部队对建立多拉哨所作出了反应的地方，向他们发动进攻。印度十月十日在僧崇的第一次进攻，被中国部队轻而易举地击退了，不过中国方面伤亡也不少。印度方面没有从这次挫败中吸取教训，而是企图在准备就绪后立即发动新的进攻，这已由尼赫鲁本人公开地加以证实；而沿克节朗河的部队仍然摆开进攻的阵势，并且还得到了增援，表明尼赫鲁的讲话并非虚张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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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第四章 边境战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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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对华战争
            [澳大利亚]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第四章 边境战争（5）
            塔格拉山脊的战斗（点击图片可浏览清晰大图）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该怎么办呢？ [
            注：除了公开发表的文件声明之外，本书作者没有其他途径获得关于中国的想法或中国是如何制订政策的材料。那些公开的文件声明以及本书前面讲到的关于中印争吵的演变，为人们作出判断提供了一个基础。下面的一节完全是作者自己的推论。
            ]
            中国可以坚持一贯奉行的政策，威胁使用武力以阻止印度的前进行动；如果不能奏效，就以局部性的行动作出强烈反应。毫无疑问，在西段，如果印度的哨所或巡逻队同中国部队交锋，印度部队就会被歼或是被俘；在塔格拉地区，中国的阵地很坚固，很容易得到支援，印度军队在可以预见到的情况下发动的进攻，会被挫败和击退。中国在坚守阵地顶住印度军事压力的同时，可以继续设法劝说印度，使印度认识到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是唯一的途径，并且可以设法使其他国家深信中国的立场是合理的；如果在边界上发生冲突，那是印度的行为造成的。可是，事到如今，北京有理由怀疑执行这种政策是否划得来。印度态度的好转看来是谈不到的。在争端开始时，北京就说，“决不认为，那些并无恶意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误解……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因为，中国如果真是在侵略和威胁印度或其他国家，否认一万次也不能改变事实；如果事实不是这样，那么，即使有一万个宣传机器在全世界宣传中国的‘侵略’和‘威胁’，也只能使那些宣传家自己丧失信用。”然而，这种期望落空了。西方国家当然是支持印度的，可是苏联还有大多数兄弟党也同情印度，许多亚非国家看来也倾向印度方面。情况证明，比起中国来，印度更易令人置信。因此，在中印边界上不断发生小的冲突，而印度又无休止地指责中国挑起事端，进行侵略，那只能更加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印度早在大做文章，指控中国使用暴力；如果让大家知道中国果真使用暴力会发生些什么事——人们对中国除了反感(假使真有什么反感的话)之外，还可能对中国有所尊重——这倒也不无好处。
            　　边界局势无限期地拖下去，在军事上对中国也是有害的。印度的压力虽然在事到临头时是容易抵挡的，然而这种压力还是使中印边界全线的广大地区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部队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后勤方面的负担很重，并且使维持西藏治安的问题复杂化。使部队长期保持防御的态势，只有当印度在其所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挑战时才作出反应，这在任何一个战略家看来都是毫无道理的，而且这样做也必然是背离毛泽东的军事学说的。
            [
            注：有些关于边境争端的叙述，虽然最强烈地批评中国，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军队与其在印度陆军按照它的打法进行蚕食面前被迫采取守势来保护中国的哨所，还不如按照他们自己的打法在全线发动总攻势”。
            ] 再者，虽然当前印度军队很脆弱，但也许不会总是如此。美国有多余的武器。长期以来，华盛顿就在拉拢印度，印度也早已靠上去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认为中国不能再让当时的局面拖下去的那种主张显得更有道理了。难道说舍此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可供选择吗？按照印度的条件解决争端，仍然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说印度的条件完全无法接受，这样做将意味着低声下气地屈服于压力，而已经在革命中“站起来了”的中国是永远也不会再这样干的。“解放了的新中国决不能再容许被推回到受损害的旧中国的地位上去。”因此，另一个做法就是对印度的挑战进行一次反击，这一反击要很强大、很坚决，足以终止印度的挑战。
            　　军事行动的政治目标在于一劳永逸地证明，印度开进中国占有的领土以便按照它的条件来解决争端的企图，完全是徒劳的，从而就可以把印度带到谈判桌上来。万一做不到这一点，如果能使印度在同意进行全面的边界谈判之前承认现状应予以保持，那也就行了。
            　　看来，上述的利害权衡，使北京的决策者转而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不过还有一些因素虽然大概都是次要的，但这些因素也许可以用来证实采取这种行动的正确性和必然性。西方有一种看法，这在美国特别流行——中国认为它应当“打击印度气焰，从而攫取亚洲的领导权”，“强使印度进行扩充军备，从而阻挠印度的发展”。这种看法似乎没有抓住要害，事实也未必如此。作为中国人，北京政府领导人似乎从未设想过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哪个国家可以指望取得亚洲的领导权；作为共产党人，他们一定从未设想过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政府的印度能在经济发展的竞赛中与中国抗衡。即使在一九六二年，当时大跃进已经失败，中国的经济遇到困难，对北京的纯正的共产主义者们来说，这种想法也是荒谬的。然而印度人，尤其尼赫鲁，却显然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同中国平起平坐，甚至要高出中国一头。——尼赫鲁说过印度同中国作战要震撼全世界，印中两国谁也不能“把对方打翻在地”。也许中国觉得，让印度和全世界看到印度这种妄自尊大是谬误的，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看来中国还感到，在边界上对印度进行反击，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得到好处。中印争端已成为中苏之间重大争执的一个因素。对印度进行打击，就可以把中国所认为的尼赫鲁与美国共同反华的隐蔽联盟公开出来，从而揭露莫斯科支持印度在意识形态上所犯的错误。这样势必在印度国内削弱了尼赫鲁政府，从而也就支援了印度的被压迫阶级和革命力量。这两种结果，都证明北京在反对莫斯科方面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此外，还有战争本身的问题。莫斯科竭力主张：甚至连局部战争都必须避免，否则就会升级为大国核对峙的局面。中印争端是一个理想的测验。美国把自己与印度拴在一起，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打在奴才的身上，就会痛在主子的心里。对印度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象外科手术那样的精确，为一贯的政治目标服务，不但可以表明战争仍然是贯彻政策的一种必要的手段，而且可以表明，如同毛泽东所说的，有理由轻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只要充分重视他们战术上的长处和短处，并且“集中全力作战”。因此，对印度进行有效的军事打击，就能在两盘不同的棋局里将对方的军。
            　　不过要使这种打击奏效，就应该是大规模的行动。对中国说来，仅仅拔除印度按照其前进政策在西段设立的四十个左右的小哨所，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做不能指望印度政府改变它对谈判的态度，而且在印度一旦感到有力量再次向前推进时，西段又会遭到骚扰。印度对中国的真正挑衅是在西段。然而，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进行声势浩大的、毁灭性的报复的机会，只存在于东段，在于强有力地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南面的争议地区里去。所以，印度在塔格拉山脊下采取的行动，绝妙地适合中国的需要，因为是印度的行动挑起了中国的报复，而印度寻衅的地点又恰好选择在中国若进行有效的报复就必须来个全线出击的地方。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九月八日中国对多拉哨所的包围是不是一个圈套，有意要把印度军队引到他们后来所采取的那条道路上去呢？
            　　按照中国的观点，他们对多拉哨所采取的行动，与他们在西段对他们认为是设在自己境内的印度哨所所采取的行动，并无不同。他们在多拉哨所面前摆开优势兵力——虽然只有大约六十人，而不是印度所说的五、六百人——催促人数不多的哨所驻军撤走，同时就印度“新的入侵”，将会引起的严重后果对新德里发出了警告。多拉哨所无疑地是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假如中国军队是在该线以南同印度军队进行这种对峙，那显然是一个圈套；但是当时即使印度方面也没有指控中国越过了该线本身，东段的冲突是印度单方面修改该线，将该线往北移动而引起的。当西段的印度哨所被围困时，印度并没有作出强烈的反应。既然如此，中国怎么能估计到他们对多拉哨所施加压力就会引起印度军队在当地大规模的集结以发动进攻呢？印度的这种反应是不合理的，因此，看来并不是中国所能预料到的。
            　　最接近实际的结论是：中国对多拉哨所的包围十之八九并不是圈套。不过还有一点疑问：从印度设立这个哨所到中国作出反应之间，相隔有十个星期之久，这是很奇怪的。中国方面没有马上得悉这个新哨所的设立，是有可能的，但也未必如此。那么，迟迟不作出反应，在九月份里对多拉哨所迟迟不采取行动，是不是有意的？这个问题只能作为悬案。
            　　不管怎样，当印度把在多拉哨所的对峙局面升级为双方的意志与力量的较量时，北京一定看到这种做法给中国提供了大好机会。印度以自己的行动把紧张局势扩大到东段(在此以前东段在表面上还是安静的)，从而给中国提供了越过麦克马洪线采取军事行动的时机。
            　　北京到底在什么时候作出发动进攻的最后决定，不得而知。根据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的报告来判断，中国军队起码从十月初起就在集结。但这不一定说明那时北京已下了攻击令。作出决定的日子看来很可能是在十月中旬，在十月六日到十七日之间：十月六日，新德里突然停止交换关于双方会谈讨论边界形势的照会；十七日，印度方面看到在塔格拉山脊上的中国军队开始为发动进攻积极进行准备。
            　　十月十一日在尼赫鲁官邸举行的会议议而不决，这种状况也反映在对下一步该怎么做的问题出现了混乱和矛盾。是要为立即重新执行里窝那作战行动继续进行准备呢？还是说可以把第七旅的大部分从克节朗河地区撤回，在他们可以得到给养的阵地上过冬呢？十月十三日考尔回到提斯浦尔的军部时，告诉部下说：他没有能够使政府认识克节朗河地区局势的实际情况，因而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仍然有效，必须执行。然而，塔帕尔将军的理解则是里窝那作战行动要推迟，因为几天之后他叫东部军区估计一下：来年春天开始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时需要多少部队和给养。
            　　随后的九天里，争论不休，无所适从。有关的档案记载十分混乱，事实上使人感到，事到如今，人们故意要把纪录搞得含糊费解，以便一旦灾难降临，可以有所推诿。梅农、考尔和参谋局仍然希望能够设法把中国部队赶回去，而且下了决心不从克节朗河撤退。自从中国包围多拉哨所以来，梅农一直坚持采取迅速行动把中国部队赶回到山脊的另一边去。赶走中国部队的行动的真正劲头大部分始终是来自梅农和文职官员，由塔帕尔不算热心地而森比较热心地传达下去，由考尔接过去并予以大力支持。这时，梅农关于及早采取坚决行动赶走中国部队的公开诺言甚至比尼赫鲁的诺言还要明确。十月十四日，他宣称：“印度政府的政策是要把中国部队从东北边境特区赶出去，不管是要用一天、一百天、还是一千天的时间”，而且在拉达克要坚持打下去，“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如果让大部分军队从克节朗河撤下来，就会暴露这些诺言原来不过是吹牛皮，说大话；当议会复会时，公众的失望必然首先会集中发泄在梅农身上。由于同样的原因，考尔也许诺过把部队留在沿河一线。想当初，他担任指挥里窝那作战行动想把中国部队赶回去，大吹大擂，何等威风；而如今，如果政界人士、新闻界和公众听到的不是期待已久的来自塔格拉山脊的凯歌，而是部队撤退时的啜泣，那就会重新掀起一阵要他滚蛋的强烈呼声。至于参谋局，考尔是他们的局长，他们是继续同他合作的。所有有关人员自然很了解，假如从克节朗河撤下来，外界马上就会知道。即使北京不首先宣布这件事，在新德里消息也会泄露出去。
            　　后方的人员大叫“前进！”前方的人员则大叫“后退！”达尔维准将和普拉沙德将军都知道，从后勤支援来看，第七旅留在克节朗河过冬，是办不到的。尽管如此，还是派了增援部队给第七旅，从而使得给养的问题更加严重。十月十二至十四日间，另一个营——第四近卫军联队抵达克节朗河，他们是从新德里调来的，因此既不能适应当地气候，又疲惫不堪，而且装备也跟别的营一样糟。后来几天里，又来了四百五十名左右脚夫。他们都没有带口粮和冬衣，因此就要给更多的人开饭、发衣服。到那时，印度这边共有约三千人，其中二千五百人是军队的官兵。冬衣和帐篷只够供应二、三百人，其他人依旧穿着夏天的军装，斧子和挖掘工具也很缺乏，只好用树枝或降落伞的材料勉强搭成住处。十月十七日，河谷里下了第一次雪。接着有一些迫击炮从山口那边运到这里来，还用降落伞投下了四门伞兵用的野战炮，不过弄到手后只有两门能用。炮手是从亚格拉的伞兵旅直接调来的，他们行军爬过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嘎坡第一山口，一路上由于不习惯高山地势和挨了冻，死亡不少。
            　　十月九日以后，开始压缩部队的口粮，但尽管如此，口粮也只剩下了两天的储备。糖、盐、火柴都没有。上面派来更多的较大型飞机给部队空投物资，但供应情况并没有显著改善。较大的美制包裹式运输机(Fairchild
            Packets) [ 投笔从戎注：飞行车厢，美国费尔柴尔德C-119军用运输机。 ]
            不能飞得很低很慢，所以物资能投中章多那块狭小的空投场的机会不多。这种飞机每天能够空投的时间也有限制，只是从拂晓到大约九点半为止，九点半以后空投场就被浓云遮住。许多投下的东西找不到，或者由于降落伞未能打开而坠毁了——为了节省外汇，陆军多年来都把用过的降落伞回收修理和重新装置，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投下的物资只能找回百分之三十。当然，第七旅所面临的问题还不止是找回空投的物资。这些物资找到后还要用人力从空投场背下三千英尺的陡坡，运送给沿河的部队，而那时部队的阵地已经大大延长，从一头到另一头，要走七天之久。当脚夫的老百姓不断逃跑；军队本身的工兵如果不发给他们食物和冬衣也拒绝运送物资。
            　　把部队置于这种境地，让他们与在军事力量的各个方面都占优势的敌人对阵，这是荒谬的、有罪的；把他们留在原地渡过大雪纷飞、气候在零度以下的冬季，简直就是叫他们一直受风雪和疾病的严酷的折磨，而不要多久就会挨饿至死。在战争时士兵也能忍受这些而去作战的；但这不是战争，这是一场政治游戏。
            　　十月十二日，第七旅接到考尔的命令，重申部队应留驻原地。同日他们从新闻广播中听到尼赫鲁肯定他们仍应执行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清除掉的命令；据达尔维讲，十月十六日上面告诉他说，国防部长已向军队交代：十一月一日是内阁可以同意的完成作战行动的最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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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在陆军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个新的期限。可是，调查委员会并没有要达尔维提供证据，而且第七旅的档案材料也已毁掉，或者是在溃败时丧失了。由于当时命令是口头传下去的，没有用书面形式加以重申，因此关于这一指示没有档案可查，是不足为奇的。拿达尔维写的书《喜马拉雅的失策》中的叙述与陆军的报告里搜集的材料来对照，表明达尔维的纪事是细心的、准确的。
            ]
            　　前方的军官认为第七旅的大部人员应当撤回来，这种主张得到了第四军一位举足轻重的参谋官员的大力支持。军参谋长K.K.辛格准将在书面意见里有力地指出，把这个旅留在克节朗河地区是办不到的。他极力主张把克节朗河地区的部队减少到一个营，并且集中到在战术上能接应多拉哨所的阵地上。其余三个营应当撤回到伦坡过冬和重新装备。这种意见与乌姆拉欧·辛格将军六个星期前的建议几乎完全一样。
            　　在第七旅应当留在克节朗河地区，还是应当撤走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里面，还包含着章勒的问题。这个地方是在克节朗河的河源(一个小湖)，有一个牧羊人的草棚作为标志。军部仅有一份根据不按比例的草图画出来的关于这个地区的详图。在这份地图上，章勒距离多拉哨所约两、三英里，而事实上走路要走两天多。印度测量局出版的关于这一地区的地图把章勒画在不丹境内。然而印度陆军奉命不去理睬印度、不丹那一段边界，就如他们早先不去理睬地图上所标的麦克马洪线一样。(不丹统治者的一位代表及时拜访了第四军军部，对印度军队越境表示不满。
            [
            注：不丹是一个主权国家，国王一再拒绝印度要在该国驻军以资防御的建议。不丹和印度之间并没有防御条约。关于不-印关系的条约只规定不丹的对外事务受印度指导。
            ]
            )章勒具有战术上的重要性，因为经过那里可以从侧翼迂回到塔格拉下面的中国阵地，达尔维为赶走中国部队的局部作战行动而制订的临时方案中规定，印军出击时应经过章勒开到僧崇。他在乌姆拉欧·辛格的支持下，强调指出在真正开始作战行动之前，暂不要对章勒采取行动，以免失掉出敌不意的效果。可是森将军否定了下级的意见，在十月初他下令派一个连去占领该地。中国方面就很快派出部队控制了这一通道。
            　　当考尔离开克节朗河去向尼赫鲁汇报时，他命令要守住章勒的阵地，除非是中国对该地施加压力，如果那样，普拉沙德将军可以相机行事，把部队撤走。然而几天后考尔变了卦，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固守章勒。但达尔维、第四军的K.K.辛格准将和普拉沙德却都极力主张从章勒撤退，因为要维持这个阵地，会给总的补给问题增加严重的额外负担。达尔维是这样描写给章勒运送给养的困难情况的：
            　　从第四号桥去章勒，有无法通过的悬崖峭壁，因此没有直达的路。我们被迫经由章多绕道前往。到十月中旬，要在结冰的小道和很滑的斜坡上走，这样往返一次的时间增加到五天，要在这条路线上运送给养是划不来的，因为运送的人自己就要带上十天干粮……大多数脚夫在途中把运去的物品陆续扔掉，而比较刚强的脚夫所运去的物品数量也很少，根本不值得派他们去走这一遭……由于天气奇冷，章勒高达一万五千五百英尺，往返章多与章勒之间的所有脚夫都要发给能在下雪天穿的服装。要设法使那里的部队和脚夫能防御严寒，否则他们就会冻死。唯一的办法是让克节朗河地区的守兵脱下衣服来，送给章勒的守兵，使他们能穿上最低限度的御寒服装。这是最糟糕的解决办法。
            　　但是考尔固执己见。梅农、文官们和陆军总部看来也都认为守住章勒的阵地具有很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十月十七日，梅农、森和考尔在提斯浦尔举行会议，重申必须守住章勒。他们命令达尔维再派一个连去增援已经在那里的一个连。固守章勒并增派驻军的做法，终于使第七旅后来非垮不可，因为这种做法使供应能力负担过度，无法支持下去，并且使沿河的兵力空虚，沿河一线就暴露出致命的弱点，不堪一击。
            　　第七旅的处境就这样越来越坏。与此同时，考尔在克节朗河所得的肺部毛病并无起色。到十月十七日他发烧了，呼吸困难，全身不适。第四军军部的军医诊断是呼吸道感染和操劳过度而加重了支气管过敏症。当晚考尔的病情似乎不断恶化，就通知了陆军总部。印度政府的首席医务顾问立即从新德里前往提斯浦尔为他治疗。这位医官在十八日清晨赶到，经他诊断考尔的病情比所说的还严重，虽然提斯浦尔有一所设备很好的军医院，病人还是要马上乘飞机去新德里治疗。考尔亲自打电话给塔帕尔将军后获准再次返回首都。据考尔说，森将军也准许他离开作战地区，但森却坚持说，当他获悉考尔已到达新德里后，他才知道他的这位军长因病离开了前线——这两人的说法完全相反；这类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考尔在十月十八日到达新德里后并没有进医院，而是直接回到自己家里。他的病并不严重，这可从他没有放弃第四军军长的职务这件事得到证实。他的床上铺满地图，手边有几部电话，继续对克节朗河地区部队发布详细的调动命令。他双管齐下，一面直接给在提斯浦尔的第四军挂长途电话，一面又通过陆军总部的电讯系统发电报。
            　　十月十八日晚，考尔下令再派两个连去加强章勒，其中一个连部署在第五号桥，另一个连派到第五号桥与章勒之间巡逻。当普拉沙德将军向达尔维(口头)传达这个命令时，中国部队对第七旅阵地的全面攻击显然已迫在眉睫。达尔维愤怒地表示反对。普拉沙德本人曾经提出过反对意见，不过他还是把达尔维的反对意见转达给躺在新德里约克路五号卧室里的考尔。考尔的答复是，章勒兵力必须加强，同时威胁说，不执行这项命令的军官将予撤职。普拉沙德把这一警告传达给达尔维，还说，如果达尔维和他的营长们再对增援章勒的行动表示反对或提出异议，他们将受到军法审判。
            　　十月十八日，印度方面看到中国部队在塔格拉山脊南面的活动加紧了。连日来他们加速储存物资，使用了成百匹小马和民工队伍。十九日起开始调动部队，据计算在僧崇有两千兵力。印度军队可以看到中国军队的测标小组为准备夜间进军而在工作。中国部队并不想隐瞒他们的意图。达尔维把这些明摆着的发动攻击的准备情况报告给在吉米塘(Zimithang)第四师作战指挥部的普拉沙德。达尔维说，按照第七旅目前这样的部署，中国部队如果发起进攻，他们将抵挡不住，并请求准许他把章勒驻军及增援部队撤回来。这样可以抽调出大约一个营的兵力，把他们重新部署在比过去大大缩短的阵线上，使防线有一定的纵深，这样防御也就算加强不少了。然而普拉沙德接到的考尔的命令是绝对的，章勒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守住。普拉沙德拒绝承担不服从命令的责任，他拒绝了达尔维的紧急请求。于是达尔维在多拉哨所附近的旅部里，当着旅参谋长和其他军官的面，在电话里对普拉沙德讲，“与其站在一边，看着部队被屠杀”，不如提出辞职。他说，“这是采取坚决立场的时候了”。达尔维的话被记了下来后由普拉沙德转报给在提斯浦尔的第四军军部。可是在那里负责的军官K.K.辛格准将不能承担违背军长明确的命令的责任，他答应同在新德里的考尔联系。关于这个问题，后来在第七旅没有听到下文。第二天拂晓前，廓尔喀联队剩下来的两个连仍按原计划准备开往章勒。
            　　十月十九至二十日的那个夜间，中国部队摆开进攻的阵势；他们等待进攻的时候，燃火取暖，他们完全有把握印度军队是不会开枪的。那时水位已经下降，克节朗河已能徒涉，印度最高指挥部关于守住那几座桥的全部计划前功尽弃，那些木头架的桥已不起作用。当晚中国部队在第四号桥的西面过了河——印度各个阵地之间相隔很远，有时从一个阵地到另一个阵地要走上几个钟头，因此一旦克节朗河可以徒涉时，就无法阻止中国部队的这种渗透。中国部队有一路直取通往章多的山脊，其余部分集合在一起，准备拂晓从侧翼进攻沿河的印军阵地。十月二十日清晨五时，中国部队发射了两颗照明弹。中国部队一看到讯号，就不加伪装地把迫击炮和大炮拉到塔格拉山脊的前沿斜坡上，向印军的中央阵地猛烈开炮。达尔维回忆道，“第一批炮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有几分钟我们都吓得目瞪口呆”，“这种场面与迄今为止的沉寂状态相对照，更令人胆战心惊。双方军队挨得如此之近，以至看来好象是部队发生了一场哗变一样。”
            　　中国部队进攻的重点指向印军沿河的中央阵地，廓尔喀联队和拉加普特联队首当其冲。他们的阵地已被渗透；有些廓尔喀士兵在开往章勒途中为中国的炮火截住；拉加普特士兵则两面受敌。印度部队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猛烈地进行反击，然而他们的阵地一个接着一个被攻克；在中国最后一次进攻时，印度士兵拚了刺刀。到了九点钟，沿河的廓尔喀和拉加普特士兵全部完蛋。中国部队接着进攻章多。当时这个要害阵地上只有属于廓尔喀联队的力量单薄的一个连防守，还有两门伞兵的炮，他们原来是准备开往章勒的。这时他们开炮平射，坚持战斗，直到全部官兵被消灭为止。
            　　第七旅很快就溃不成军了。旅部通向各营的电话线已被排炮打断。拉加普特联队和廓尔喀联队的通讯兵不得不关闭电台，拿起步枪。达尔维的指挥部同部队一起在河谷里，在受到两面包抄的时刻，他请求普拉沙德准许他们撤退。他一直在同第四师保持着联系，这时普拉沙德仍然迫切要求增援章勒，即使再派一个排也好，因为这一增援行动是“最高当局”下的命令！后来普拉沙德批准他们撤退，旅部就撤往章多，打算与廓尔喀士兵汇合，进行整编。
            　　中国的作战计划显然是中央突破，然后占领章多和哈东山口。这两处攻克后，沿河残余印军就会被截住，既不能逃脱，也得不到补给，中国部队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付他们，或者在印军撤至山口时把他们打垮。这个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由于中国军队的火力和兵力都占极大优势，也势必如此。处于印度阵地右侧的旁遮普联队和近卫军联队没有受到强攻，但中国部队隔河向他们猛烈轰击。普拉沙德命令他们经由哈东山口往后撤。可是中国部队已先期到达山口，截住了朝着他们而来的印度军队。于是该旅的残部向西败退，历尽千辛万苦，经由不丹走回到印度。达尔维准将一行人落荒而逃，企图同第四师的残部汇合，但于十月二十二日被俘。另一支中国部队在攻下兼则马尼后，也形成一个钳形攻势。普拉沙德将军和他的作战指挥部受到这支中国部队的威胁，就撤向达旺，在十月二十二日傍晚到达那里。第七旅从此不复存在。
            　　印度军队把章勒看作是政治上、战略上很重要的阵地，防守这个阵地却加速了第七旅的毁灭，而中国部队对之则未予理睬。章勒只是在里窝那作战行动中才有其战术上的重要性；而且中国的地图大概同印度的一样，也是把它画在不丹境内的。
            　　中国部队同时在西段发动了进攻，猛烈攻击奇普恰普河谷、加勒万河地区以及班公湖地区的印度哨所。从八月份起就被包围的那个加勒万的主要哨所曾报告说，中国部队已开始向它开炮射击，以后就再无下文。其他一些哨所的士兵尽力作战，不过很快就被击溃，小股驻军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按照西部军区的命令，有一些在第一天没有受到攻击的最小的、最孤立的哨所都撤退了。前进政策终于同里窝那作战行动一样，遭到真正军人从一开始就预见到的那种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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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第四章 边境战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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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对华战争
            [澳大利亚]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第四章 边境战争（6）
            　　二、两个山口之间
            　　十月十八日晚上，当中国部队开始为发动进攻作最后的准备时，在新德里印度总理的官邸外面发生了一场骚乱——示威群众企图冲过警察警戒线，以便向尼赫鲁面交请愿书。结果约二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警察。这次示威同出现在北部边境上的战争并不相干。示威的组织者认为印度政府“对于穷人的疾苦和要求不闻不问”，示威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抗议。由于前面集中地叙述边界争端，也许会给人一种印象，认为边界争端当时已成为印度政界唯一的或最关心的问题。但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边境上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也不是印度报纸连续报道的主题；边境事态发展有时是头条新闻，有时刊登在次要版面，但报纸往往根本没有提到边境。地方报刊或小型报刊更少登载这类新闻。甚至发行全国的英文报纸有时也不刊登边境事件。《印度教徒报》在十月中旬登过这样一条标题：“对印度的无端攻击”。它并不是指边境事件，而是指在尼泊尔发生的焚烧尼赫鲁的模拟像的事件。反对英语的运动；喀拉拉邦政府的垮台；印度同巴基斯坦边境上的射击事件；旁遮普锡克族政治新动向等——人们对国内政治的兴趣还是象以往一样地广泛。
            　　就边境而论，没有什么不祥的征兆，也不存在任何恐惧，直到最后时刻，印度政界还在期待着印度向塔格拉发动的进攻奏捷。十月十九日发表的一篇访问记报道说，梅农曾重申印度政府决心“要把中国人撵走，直到把一切侵略行为从印度领土上清除掉为止”；他还叙述了克节朗河地区战斗的经过。他承认，在那一带中国部队的数量超过了印度，而且他们的补给基地比印度的为近。他说，中国部队企图在克节朗河南面建立桥头堡，但已一再被击退。同日，印度《政治家报》刊登着一条标题：
            据传印军大举推进
            ，指的是印度国防部泄露出来的消息，说塔格拉山下面的印度部队已经在一条十五英里长的战线上推进了二英里。第二天，印度各报都刊登了官方否认这种消息的声明。数小时后，克节朗河地区印军惨败的新闻开始传到了新德里。
            　　梅农惊惶失措。当记者们问到他认为在哪里可以挡住向前挺进的中国部队时，他说“他们打得那么猛，跑得那么快，要到哪里就能到那里。”过去关于东北边境特区的自然条件对印度有利的种种保证都全盘推翻了，却成为印度失败的辩解。当天晚上，梅农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解释说：印度“还没有使它的后备部队适应作战要求”。印度士兵在高原打仗，给养不得不依靠空运，而中国部队的据点则可以直接从西藏高原得到供应。“我并不是为这件事发牢骚，但是我要你们懂得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某些困难。”

            　　印度报界这一次见不到总理了，议会也没有开会。但是第二天尼赫鲁接见了两位反对党议员。据他们讲，总理表现镇定、乐观，而且，如果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话，那就是他倾向于贬低中国部队这次进攻。当天早上，有一家报纸宣布印度正在作战中；但尼赫鲁告诉这两位议员说，印度政府不主张同北京断绝外交关系，也无意寻求军事援助。议员们问现在是否要“接受友好国家主动提供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军火援助”，他回答说，印度能够在它现行政策的范围内得到所需的军火，而它的政策是反对军事援助的。北部边境上发生的事件引起了首次震动，但还没有出现责备尼赫鲁的倾向；尼赫鲁反而被认为是象征着受损害的、坚决的印度，同情和信任本能地转到他身上。梅农再一次成了尼赫鲁的替罪羊。在中国军队进攻后才三天，一些议员就酝酿要采取坚决行动，把梅农赶下台。
            　　十月二十二日，大约三十名国大党议员在新德里开会。他们并不是认为议会和全国是上了政府的当，而是认为尼赫鲁、议会和全国都上了梅农的当。一家报纸这样说：“议会曾经一再听到：拉达克的情况并不是很有利于阻止中国部队的推进，然而有人却在国内制造出一种东北边境特区的形势是万事如意的气氛”；议员们把这些都归咎于梅农。他们向尼赫鲁陈述了他们对梅农的不满和指责，最初尼赫鲁把它岔开了，说现在还不是论列是非功过的时候。接着克里帕拉尼和一些其他反对党议员也参加了对梅农的围攻，要求尼赫鲁亲自接管国防部；可是攻击梅农的主攻力量却来自——也必须来自——国大党。由于越来越多的议员涌到新德里，支持撵走梅农的人数也增多了。各邦的首席部长(他们都是国大党员)参加到他们的行列，终于使反梅农的力量占了上风。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在促使各邦首席部长联合一致、提出把梅农赶下台的要求中，也起了一定作用，这就使对梅农攻击的力量增加到足以罢掉他的官，但是最初也只能罢掉他的国防部长的职务，而且还只是形式上的。
            　　十月三十一日政府宣布由尼赫鲁接管国防部，但梅农仍作为国防生产部部长(一个新职位)留在内阁。事实上几年前就曾酝酿过这项变动，当时梅农把它说作“那些既得利益的代表反对他”的阴谋诡计；然而在一九六二午十月的政局背景下，这就成为尼赫鲁政治作风的典型行动。尼赫鲁在必须罢免梅农的国防部长这个原则问题上作了让步，然而他仍把梅农留在内阁，以图愚弄梅农的——也是尼赫鲁的——批评者。因此，尼赫鲁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喘息时间，而当时他如果完全同意解除梅农职务的要求，就本来可以取得这种喘息时间的。人们怀疑尼赫鲁的让步只不过等于把梅农的官衔改换一下而已——第二天有人引证梅农说过的话：“什么都没有变动”；这种怀疑从而得到证实。政治记者们报道说，事实上国防部的工作程序也没有任何改变。为了消除这种疑虑，政府就发布一项正式通知，说明国防部的大部分工作都由尼赫鲁本人负责，而梅农差不多只管一些军械方面的事务。但既然宣布梅农还将负责“总理可能随时委派他的任何其他事务”，因此，人们就怀疑实际上还是梅农在管国防部。十一月七日，尼赫鲁面对国大党议会党团，抛出了最后一张牌来保梅农。他表示，对梅农的指责其实应该是对整个政府的指责；如果一定要什么人辞职的话，也许只好由他自己提出辞呈。一名国大党重要成员反驳他说：(尽管原话传闻不一，但大意还是一致的)“好嘛，您如果继续追随梅农的政策，我们恐怕也只好不要您了。”于是，第二天政府就宣布梅农辞去内阁的职务。尼赫鲁遭到国大党的公开反抗，这还是第一次。他拿辞职相要挟，看起来象是最后的威慑手段，拆穿了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尼赫鲁为了保全自己，就必须以梅农的下台作为牺牲品。
            　　钻营国防部长位置的大有人在，特别是奥里萨邦(Orissa)的首席部长比·齐·帕特奈克(B.J.Patnaik)。这个人进入国内政治舞台是为了出人头地。对他来说，如果把国防部长位置搞到手，就可以飞黄腾达。然而尼赫鲁虽然对帕特奈克有好感，却还不想让他进入内阁，而是分配他去完成一项秘密使命——后来弄清楚，这项使命就是网罗一批西藏的——尤其是康巴族的——难民，组织游击队。这个计划的意图是：派遣这批在印度训练和武装的非正规部队越过边境去骚扰中国的交通线。在台拉登(Dehra
            Dun)附近开办了一个游击训练学校，但不知道它的毕业生是否曾同中国人交过手。一九六二年后，似乎发生过越境进入西藏，进行袭击的事件。一名同西藏方面有密切联系的作家乔治·帕特森声称他曾参加过这类袭击。
            　　尼赫鲁选择了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首席部长耶·巴·恰范(Y.B.Chavan)接替梅农。恰范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这项任命，边境战争结束的那天他才抵达首都。
            　　印度在边境战争中的失败，使新德里的政治力量的对比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梅农被撵下台，以及他被撵下台的方式，就是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表现。在这以前，尼赫鲁在道义上的权威几乎是绝对的，这时候很快地跌落。国大党议会党团开始显露头角；在其背后，各邦的首席部长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第一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印度以外的整个世界，至少在印度看来，也正起着显著的变化。在西方，中国的进攻被认为是对亚洲主要的民主堡垒的打击——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提到的，这是“亚洲大陆上共产党巨人同非共产党巨人争夺亚洲人心的第一个回合。”也有人呼吁联合国象在朝鲜那样的进行干涉。英国《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说，“必须抵制那种对于印度目前所处的困境幸灾乐祸的念头。”伦敦《泰晤士报》表示无可奈何，不加评论地在社论中刊登了尼赫鲁自我解嘲的话：“我们同现代世界的现实脱离了接触，而生活在一种自己创造的、虚假的气氛中。”然而以英美两国政府为首的西方世界总的反映，是向印度表达迅速和毫不犹豫的同情和支持。肯尼迪总统写信给尼赫鲁说：“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完全同情你。你在同中国人打交道中已经表现出高度的克制和耐心。凡是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所极力提倡的，你都已身体力行，而他们的信徒中能够做到这样的却是寥寥无几。”肯尼迪在颂扬了印度政策的高尚精神之后，紧接着就建议向印度提供物质援助。感恩不尽的印度舆论在感情上摆向美国一边，这当然使美国驻印度大使约·肯·加尔布雷思教授感到非常满意，而他本人也不遗余力地鼓励这种倾向。于是他就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承认麦克马洪线是一条“为现代惯例所承认的”国际边界线。在这以前，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力求含糊，不愿明确表态的；甚至到了这个时候，加尔布雷思教授还不得不首先克服美国国务院的顾虑，然后国务院才授权他表态赞同麦克马洪线。他一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就立即发表声明，唯恐华盛顿在福摩萨的压力下改变主意。他的声明发表后，国民党政府果真提出了“疯狂的抗议”。英国政府也同美国一样迅速地、毫无保留地表示同情印度、谴责中国并建议提供援助。
            　　如果说西方世界是牢牢地站在印度一边，不结盟国家(过去印度曾指望充当它们的领导)的反应，相形之下，就显得有保留和谨慎——一句话，是不结盟的。印度驻中东的一名记者报道说：“即使在入侵一周以后，还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党派、报纸以及知名人士表示过同情印度。”另一名记者从非洲发回的报道说，肯雅塔(Kenyatta)
            [ 投笔从戎注：肯雅塔Jomo Kenyatta(约1894-1978)，肯尼亚共和国首任总统(1964-1978)。 ]
            总统和其他领导人也都态度暧昧。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走得更远，他斥责英国迫不及待地表示愿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他写信给英国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说，“不管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斗争是非如何，我肯定，只要我们大家不采取可能使局势恶化的任何行动，就是最好地为和平事业服务。”恩克鲁玛的态度尤其使印度人恼怒，因为尼赫鲁访问过加纳才不久。在参加过一九六一年贝尔格莱德的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国家中，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塞浦路斯这两个国家从开始就公开站在印度一边。其它国家都宁愿扮演以往常常是印度所扮演的角色，力劝双方要有克制和耐心，并且自愿出来调停。印度议会复会时，尼赫鲁对那些正试图促进停火的国外的朋友们，对那些“好心肠的国家”表示愤慨。他说，“人们劝我们要学好、不要打，好象我们喜欢战争的样子。其实，本院很清楚，要说起来，我们就是没有好战心理；因此在进行一场战争时我们就有弱点。……所以，人家对我们说，要我们做好孩子，要和解，这些都没有什么特殊意义，除非他们亲自研究一下有关问题。”他说，“这些所谓不结盟国家”(这种措词出于尼赫鲁之口，真有点意外)是糊里糊涂的，也有点怕中国，所以如果“[因为]它们不直截了当地站出来替我们辩护，支持我们的立场，我们就跟它们生气；那是无济于事的”。
            　　同莫斯科在开始的时候采取的息事宁人的路线相比，不结盟世界的反应对印度所造成的损害要少些。莫斯科一度明显地倾向于中国一边。十月二十日，在中国发动进攻的几小时以后，尼赫鲁在新德里收到赫鲁晓夫的一封信，这是莫斯科的态度变化的第一个暗示，信内对印度企图以武力解决同中国边界争端的报道表示关切，并且警告说：“这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当然，印度从未隐讳它要在塔格拉山下对中国使用武力的意图。当里窝那作战行动正在准备阶段时，俄国大使曾两次见到梅农。梅农无疑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梅农也许希望莫斯科告诉北京，说印度是说话算数的；使中国人能认识到：在这件事上谨慎是外交的主要手段。)赫鲁晓夫在信中劝尼赫鲁接受中国关于会谈的建议。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十月二十四日北京重新提出脱离接触并开始会谈的建议。次日，《真理报》就赞扬中国方面这一行动是诚恳的、建设性的，为举行会谈提供了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基础。社论写道：
            　　中印边界问题是英殖民主义者统治印度时遗留下来的问题；当时英殖民主义者多次任意涂改亚洲的地图。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从来也没有为中国所承认；它是偷偷地塞给中国和印度人民的。帝国主义集团在与这条线有关的边境冲突问题上进行投机，竭力想借以挑起一场武装冲突。帝国主义者日夜梦想使中印两个大国火拼，并破坏苏联同兄弟般的中国和友好的印度之间的友谊。
            　　《真理报》接着说“印度国内的反动集团”正煽起冲突，并且警告说，“甚至某些思想进步的人们”在激动的时刻也可能屈从于沙文主义的影响。
            　　《真理报》这种含蓄的批评和表示支持中国的弦外之音，给印度政府当头一棒。《印度教徒报》的政治记者写道：
            　　过去认为俄国人最多不过是继续采取中立主义的态度。但是当《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全力支持中国立场的社论后，所有这些希望全都落空了。……赫鲁晓夫致尼赫鲁的信和《真理报》的社论唱的完全是同一个调子。
            　　不仅首都的官方和非官方人员，而且一部分的印度共产党人都对此感到沮丧。他们认为苏联的态度不仅是不能体贴别人，而且是伤人感情的。
            　　俄国人为了表示他们态度的转变不仅是口头说说而已，而且通知印度驻苏使馆说：他们不能实现继续向印度提供米格式战斗机的诺言。在以后几周里，莫斯科继续喋喋不休地讲这个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在加勒比海的一场胆量比赛，恰巧同喜马拉雅山的危机同时发生并达到高潮。十月十四日，华盛顿开始侦察到俄国在古巴安置导弹的证据。美国政府有一周之久未动声色，在此期间内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并做出决定。十月二十二日，肯尼迪总统宣布美国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抽查船只。次日，美国驻印度大使把他的一份声明交给印度政府。在俄美对抗中，对赫鲁晓夫来说，尽一切可能弥补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裂缝——或者不如说是向全世界表示双方的裂缝业已弥补——显然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因此就在中印争端中公开站在中国一边。
            [ 注：当时以及后来都有人设想，中国发动进攻选择的时间是为了配合导弹危机。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中国能够通过同古巴的重要接触，或者通过它在苏联参谋部的同情者，很容易非正式地得到消息。无论如何，难以相信这完全是巧合。”完全肯定或否定这种设想是不可能的。但我个人认为，中印边境争端的发展以及诸如克节朗河水位等地方性因素，足以说明为什么要选定十月二十日发动进攻。总而言之，更可信的是这一点，而不是什么由于中国预见到美国对在古巴安置导弹会作出那种反应，或获得了有关情报，而精确地选定了进攻的时间。
            ] (中国后来说，俄国语调的暂时改变只不过是“出于权宜的考虑，讲几句表面上好听的话”。)
            　　尼赫鲁最初对俄国的立场大失所望，但他很快就懂得了其中的奥妙。十月底，美国电视记者向他提出有关俄国态度的问题，他答道：“我猜想大概是由于古巴事态发展等原因，使得俄国人认为有必要不同中国人闹翻。”他说，导弹问题现在已“不是个障碍了”(赫鲁晓夫已于十月二十八日同意撤回导弹)，他希望苏联将会回到它原先的立场——俄国也果真很快地恢复了原有立场。
            　　对于败退的部队来说，它必须作出的第一个、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决定是：在什么地方进行抵抗？这个问题只能根据时间、地形和后勤等军事因素得出答案。如果答案错了，就足以使部队再次遭受失败。
            　　塔帕尔将军和森将军最初的想法是试图守住达旺。森将军于十月二十二日乘直升飞机来到达旺，并下令要那里的部队——两个步兵营(一个锡克步枪队和四个高尔瓦尔步枪联队)和一些炮兵——不惜任何代价固守达旺，说还有两个旅很快就会调来增援。森将军要在达旺过夜，他的直升飞机就空机飞回提斯浦尔。第二天早晨，他会见了率领战术指挥部人员刚从吉米塘来到达旺的普拉沙德将军。他们两人事后谈到这次会晤时，都说对方已经丧魂落魄——森将军的地位高一些，当然能够使自己的说法为人们所接受——双方对森将军在十月二十三日飞回提斯浦尔时究竟留下什么样的命令也有争论。然而在陆军总部和提斯浦尔的第四军内部，有一些头脑大概要比这两位将军冷静一些的人强烈地争辩说，要想固守达旺，必然会带来一场灾难。
            　　中国部队已展开三路攻势。击溃了印军第七旅的中国部队，兵力估计约三个团，转向东南，经过萨客地(Shakti)，于十月二十三日到达距达旺不到十英里的卢姆拉(Lumla)；这一支部队已经同经过兼则马尼、沿娘江河(Nyamjang
            Chu)而下的第二路部队汇合。二十三日，中国部队还开辟了第三条推进线，通过棒山口并沿着古时商路直捣达旺。这样，达旺南北两面腹背受敌。达旺没有天然屏障。任何部队企图在达旺抵抗敌军都显然会象克节朗河地区印军一样易于遭受围歼。在新德里，陆军总部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极力敦促塔帕尔必须撤出达旺。塔帕尔征询尼赫鲁的意见。尼赫鲁说要在什么地方打以及怎么打法，现在必须由军方自行决定。在提斯浦尔，第四军参谋长K.K.辛格准将也极力敦促森将军撤出达旺。考尔这时候又不出头露面了；在中国部队进攻的那天早晨，有人说服考尔放下电话筒，放弃对第四军的指挥。
            　　结果，十月二十三日第四军给驻守达旺的部队下命令，要他们撤退到邦迪拉。邦迪拉距达旺约六十英里，位于通往印度平原的公路上。根据第四军的估计：印度部队能够比中国部队集结得更快的最靠北面地点就是邦迪拉。一切有关的部队也都接到在邦迪拉集结的通知。
            　　然而在陆军总部，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却极力主张命令部队据守色拉(达旺后面仅约十五英里处的一座很高的山口)。帕利特在被考尔选拔担任陆军总部作战处长之前，曾指挥过驻东北边境特区的第七旅。他早就认为：如果想不让入侵者进入印度平原，必须守住色拉，因为色拉是个坚不可摧的天然阵地。帕利特讲话有魄力，而且又讲得头头是道，他鼓吹这种观点，一定受到梅农，也许还有塔帕尔的欢迎。尽管印度总理指示过必须完全根据军事上的理由作出决定，这班人决不会看不到：丢失给中国部队的土地越多，克节朗地区的失利看起来一定就越糟。不管怎样，森将军终于在十月二十三日，收回了退到邦迪拉的命令，并下令坚守色拉。K.K.辛格准将要求通知新德里：要在色拉集结足够的防御力量，后勤上根本办不到。可是森将军回答说，内阁已经决定必须固守色拉，政府的命令必须执行。
            　　这个决定是关键性的——而且是灾难性的。色拉这个地方确实有诱惑力。山口本身高达一万四千六百英尺，两侧的山峰还要高出一千英尺。从达旺河谷到色拉要攀登五千英尺高山，道路陡峭，并受到山口及其侧翼居高临下的控制。通向印度平原的公路经过色拉，绕过色拉的只有一些小道。色拉是一个牢固的防御阵地——然而它对印度部队又是个圈套。色拉离印度平原太远，因而不能很快地把它建成为主要防御阵地；那条公路至多也只能跑载重一吨的车辆，从山麓地带到色拉要跑好几天，跑一趟很累人。山口附近有几块良好的可供空投的地段，然而在那种地形条件下，空投不但浪费，而且要冒风险，同时气候的变化也使得空运根本没有把握。而且色拉太高，守卫色拉就要求部队在一万四千至一万六千英尺之间的地段行动，但守卫部队只能是直接从印度平原抽调来的部队拼凑而成。最后，色拉离达旺太近；中国部队只需稍事重新部署，而不必将后方基地向前移动，就可以向色拉发动进攻。
            　　决定据守色拉，就要保卫邦迪拉和邦迪拉与色拉之间的公路。中国部队可以从几条小路包抄色拉，所以还得保留足够的后备兵力，使公路畅通，不被中国部队切断。决定据守色拉还使印度部队不得不据守从色拉到邦迪拉之间的广大纵深地带；色拉与邦迪拉之间相隔六十英里，连接两地的公路蜿蜒于崎岖不平的高山地带，艰险难行。
            　　对于这个阵地的空中支援只能限于后勤供应任务。印度政府已作出决定，不能使用轰炸机或对地面攻击的飞机进行战术空中支援，怕中国人对印度城市——尤其是加尔各答——进行报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人在加尔各答胡乱扔了几颗炸弹，曾引起全城一片惊慌，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这座城市。想到这层，就足以使印度政府下决心不再冒第二次风险。考虑到东北边境特区的地形和印度空军的局限性，印度空军进行战术干预究竟会有什么成效，也是大可怀疑的；然而使印度政府把空中战术支援排除在外的，还不是这些考虑。
            　　十月二十三日，几百名文职人员，包括寺院的喇嘛，跟着部队一起撤出达旺。中国人二十五日占领了达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印度部队在让河(Jang
            River)地区和让河后面构筑工事；其中从达旺撤出的几营兵力多少还是完整的，加上从克节朗河溃败下来的散兵，还有一些非战斗人员。十月二十四日夜，有一个营，即第四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突然惊慌失措向后溃走，但在半路上被挡住，给他们打了气后，又把他们送回防线。后来，这个营打退了中国人从侧翼包抄色拉阵地的多次进攻，总算洗刷了自己历史上的污点。
            　　中国部队占领达旺后稍作停留。十月二十日后，他们向沿着麦克马洪线的其他印度哨所进攻；这些哨所都在不同程度的压力下后撤了。在东北边境特区的东端，他们于十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到达瓦弄，进行了试探性进攻；从那时以后，东北边境特区暂时处于沉寂状态。
            　　与此同时，在西段，中国部队紧接着第一次进攻之后，向南移动，并集中进攻印度其它前沿哨所。十月二十一日，经过激烈战斗之后，中国部队占领了班公湖北边的所有哨所，廓尔喀守军几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二十七日中国部队对碟穆绰克周围的哨所发动进攻，取得了类似的战果。有好几个哨所，包括斗拉特别奥里地哨所在内，在中国部队进攻之前就根据西线指挥部的命令撤退了——中国部队并没有占领斗拉特别奥里地，因为它是在中国主张线以外。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从克什米尔调来部队，有条不紊地，迅速地沿着受到中国部队威胁的前线集结力量。军区的后备运输力量也全部集中起来使用，以增援拉达克前线。于是那里的印军力量迅速增加。到了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已经在列城建立起师部，外加一个旅，下辖四个步兵营。十一月十七日，另一个旅也调到列城。
            　　然而，在东线却缺乏这样的坚决果断和迅速行动。十月二十四日原驻防西姆拉的哈巴克希·辛格中将(Harbaksh
            Singh)调任第四军的新指挥官。森将军解除普拉沙德将军的第四师师长的职务，另派帕塔尼亚少将(Major-General
            A.S.Pathania)接替，——帕塔尼亚过去曾立过战功 [
            投笔从戎注：在1947-1948年第一次印巴战争，克什米尔，卡基尔(Kargil)战役，帕塔尼亚时任中校。此外帕塔尼亚在二战中获得过军功十字勋章(M.C.)。
            ]
            ，但是这次他是突然调离新德里的“国家士官团”的领导岗位，从一项最舒服的、坐办公室的工作调来指挥一个师作战。东部军区的很多精力是花在这一类的指挥调动上。第六十二旅的指挥官也换了；过去训练过并且指挥过这个旅的旅长被调走，换来的新手是霍希尔·辛格准将(Hosiar
            Singh)。第六十五旅在邦迪拉等了很久，接不到行动命令，直到新师长要求更换该旅旅长被批准后，才结束了这种状态。负责瓦弄一段的第五旅旅长也更换了。与指挥官频繁调动的同时，各部队也调来调去。最后，在东北边境特区没有哪一个旅还辖有原由它指挥的营。
            　　看来第四军应该能够逐渐安定下来了。哈巴克希·辛格将军在十月二十四日接任军长后，就开始对他所负责的地段积极进行侦察，并对他所面临的军事任务进行了研究。
            　　这一回轮到北京放出文字烟幕，以掩盖地面上正在发生的实际情况。十月二十日，中国国防部发表了一项声明，说那天早晨七时印军不仅在克节朗河地区，而且从他们在西段的奇普恰普河和加勒万河谷的哨所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声明接着说：“我边防部队迫于自卫，也实行了坚决的回击，并且清除了印军在我国领土上设立的几个侵略据点。”这里，中国把它自己经常——而且不是没有理由地——指控印度使用的“颠倒是非”的战术接了过来。十月二十日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军并未发动进攻；印军正在增援章勒，当然这也是一种侵略行动。但是说“[他们]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在克节朗河全线和兼则马尼地区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则简直是编造。说西段的印度部队从他们孤立的小据点“发起了全面进攻”，也是无稽之谈。
            　　中国人牺牲真理，显然是为了有利于宣传；他们把事实真相弄模糊了，反而帮了印度的忙。印度军队打算在塔格拉山脊下向中国部队发动进攻，这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十月十二日尼赫鲁在机场谈话时又加以证实，这就使那些还没有风闻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关心中印关系的国家都知道了印度想干些什么。如果北京干脆说中国不愿坐待印度军队发动其大肆宣扬的进攻而先下了手，那末，新德里再叫喊“侵略”就很难再令人相信了。先发制人的理论现在已如此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所以按照这个理论行事而获胜的人是不会受到一般谴责的。然而事实既如上述，中国指控印度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结果就适得其反，因为人们普遍怀疑印度是否有力量进攻中国，而且，北京自己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其自卫行动中正连续攻克印军阵地，这就马上暴露了中国的指控纯属虚构。
            　　那个虚伪的声明说是印军于十月二十日发动进攻，而周恩来最初并没有这么说，这也许是意味深长的。他在十一月四日给尼赫鲁的信中，只提到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度军队“积极部署大规模的进攻”。这个提法是完全正确的：按照到那时为止的边境上冲突的规模来衡量，部署一个旅(四个营)的兵力发动进攻，当然可以说是大规模的。然而，周恩来十天后在给各亚非国家政府的信中，也写道：印度“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中国现在采取的行动的核心是军事措施与外交措施相结合。中国的下一步外交行动选择的时机和内容上都是很巧妙的。十月二十四日，北京发表声明，扼要追溯了中印争端的过程，结束时提醒对方说，在以往的三个月内，中国政府三次建议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而不附加先决条件，但是三次都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尼赫鲁还公开下令要印度军队“解放印度领土”。
            [
            译者注：十月二十四日我国政府声明中的原文是“……印度政府竟然在拒绝了中国的和平建议之后，在十月十二日下令印度军队‘清除掉’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军队。……”
            ] 声明指出不可能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指出需要重新进行和平谈判，并为此目的提出了三项建议：
            　　
            (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指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时的状态]；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
            　　 (2)如果印度政府同意这项建议，中国武装部队就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
            　　 (3)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在北京或新德里再一次举行会谈。 [
            译者注：建议原文如下：(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2)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