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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24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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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级司令部这类无意义的干涉，我向军长提出了抗议。后来，报纸和广播的报道，大概是根据政府提供的新闻通报，也完全给人以错误的印象。这些报道势必对任何不得不采取的计划，造成有害的影响。军长让我按我已向他扼要报告的计划行事，不要理睬那些来自勒克瑙和德里的密电与电话。
我向达尔维旅长发出以下指示：
（1）第九旁遮普联队正在从达旺开到伦坡，一定要尽早加强扯冬哨所；
（2）达尔维旅长要在9月9日早晨乘直升飞机回到他在达旺的岗位；
（3）9月10日我在空中侦察塔格拉之后，准备在伦坡降落，于同一天在达旺与达尔维旅长见面。
很清楚，不会再给我增加入力物力。甚至我要求取消调动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也被东部军区司令部以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绝了。（第九廓尔喀联队是从达旺来到米萨马里，准备调去换防的。）全部行军都靠人背和骡子驮。从邦迪拉向前，没有机械化的运输工具，虽然当天气晴朗时，偶尔可用吉普车费力地开到达旺。这一点必须记住，在东北边境特区，由于地形和天气的因素，距离就具有不同的意义了，因为那里的行动必须以时间来计算。步兵在山路行军是每小时走一英里；大批部队行军，在最好的情况下，一天最多10到12英里。
至于空运，在提斯捕尔空军有四架俄国的米-4型直升飞机。但是，这些飞机没有盘旋的能力，着陆和起飞需要有100码平坦的场地；因此，要严格限制使用。十分令人奇径的是，在9月8日以后，直升飞机的水平旋翼公认的使用寿命，任意地被减为200小时，这样就进一步压缩了直升飞机的使用。我听说在9月8日以后，帮助印度空军的俄国专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了。
碰上好运气，9月9日，天气晴朗，达尔维旅长能够飞到达旺。
9月10口，我飞越伦坡北部的哈东山口，对整个娘江河谷和塔格拉山岳，进行了一次详细的空中侦察。我能够看见在山脊上很多正在进行准备的中国阵地。在侦察之后，驾驶员多次试图在伦坡简易机场降落，但是米-4型飞机降不下去，所以我只得飞到达旺。
在达旺，为了让达尔维能够正确估计形势，我提供他以下几点参考意见和目标：
（1）在扯冬来自中国的任何干扰，必须以武力对付；
（2）达旺的安全，要置于超过其他任务的优先地位；
（3）必须捍卫经过兼则马尼的娘江河沿岸的安全。
我给第七旅的任务是，同我们在扯冬的哨所重新建立联系，并且从我们的领土上（意指克节朗河以南）把任何中国人驱逐出去。
我同达尔维旅长详细讨论了形势。在我进行空中侦察之后得出三点主要的结论：
（1）在本地区对面的边境以北，中国大约配备了一个师，在塔格拉山脊有一个团（相当于我们的旅）；
（2）以我们现有的人力物力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援救扯冬哨所和击退小规模的侵犯；
（3）不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绝不能让达旺失去掩护。
达尔维旅长就此问题同他自己的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磋商考虑之后，把他的形势估计和计划纲要给了我。我基本上同意他的结论。接着，在9月11日我飞回提斯浦尔。当天我向军部汇报了最近的情况，并把第七旅的计划转交他们。在我给军部的信中强调了以下几点：
（1）扯冬地区的地形（高达15000英尺）适于防守，但只能部署小股部队进攻；
（2）不管怎样，在10月15日以后，预计有大雪，这不仅使各种行动更加受到限制，而且使业已朝不保夕的后勤供应更加恶化；
（3）扯冬很可能位于麦克马洪线的中国一侧，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可以称之为有争议的地区进行巡逻了；
（4）在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调出以后，第七旅只剩下两营步兵，这样，中国的兵力（估计在这一地区有一个师）比我们强大；
（5）由于去达旺的道路不能运输任何给养，我们的后勤供应状况，要比中国方面困难得多。
我进一步论证：由于上述各种局限性，根据目前第七旅的计划纲要，只能派一小分队去扯冬哨所换岗，同时把该旅的其余部队集中于伦坡北部和娘江河西部。同时，我指出，在这一地区，对中国人来说，达旺是最宝贵的；在第七旅调到伦坡之后，我已无力调动部队保证达旺的安全了。
这时换防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第九旁遮普联队去扯冬哨所巡逻时，遇到的困难是找不到道路；因为在这一地区，只有羊肠小道，而且由于最近的暴雨，连这些羊肠小道也被冲垮了。寻找搬运夫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在10日，一个小分队，带着几个在当地找到的搬运夫，冒着倾盆大雨，终于找到了通往扯冬的道路。同时，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主力部队，正从达旺调去伦坡。在当时的条件下，我预计，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先头部队15日可到达扯冬，而主力部队在17号以前到达不了。结果，主力部队于16日就到达了扯冬。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逐字逐句地记述我对达尔维旅长所下的指示，即一旦中国人干扰了第九旁遮普联队的行军时，应如何对付。我的指示是：
你的主要任务是与扯冬哨所建立联系，并且加强这个哨所。第九旁遮普联队应避免路上发生任何遭遇战。如果不可避免，则主力部队应奋勇前进，只留下最小限度的兵力在路上牵制敌方小股部队。只有在指挥官下令时，才允许开枪射击。
这些指示，在我们中间经过讨论之后，我才正式下达；主要的目标——必须援救扯冬哨所，并增强它的作战潜力——用最明确的词句下达了。我的看法是，中国人把克节朗河当作事实上的边界，如果我们过河到克节朗河的北岸，而不是在河的南岸，他们就会干涉我们的小分队。在这个问题上，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我要支援小分队到达扯冬而不在途中陷入小规模战斗；因为遇到那种情况，中国人会抢先选择有利地形进行遭遇战。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注意不容有任何含糊；特别是关于批准开枪的问题。米斯拉中校颇能执行这种微妙的任务，他对这些命令的理解也无困难。在路上他把小股部队留在第一号桥和第二号桥的对面。果然，中国人企图在那里阻止他通行。最后，他率领他的营中的大约100人，沿克节朗河南岸到达扯冬哨所，并立即下令加强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和扯冬哨所的防御阵地。
11日，当我回到提斯浦尔之后，同军长通了电话，口头向他汇报了我的看法，他表示同意。与此同时，据我看来，勒克瑙（东部军区司令部）和德里都被战争歇斯底里的情绪所支配。他们甚至要求每个小时都要报告部队的进展情况。我简直无法使他们理解，要与在高山中行军的部队保持经常的无线电联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能按时给他们情报。虽然我受到军部的充分支持和赞助，但我没有办法挡住从勒克瑙和德里来的无益的干扰。
当时我得到通知，东部军区司令莱·普·森中将、值星参谋官，不久要来提斯浦尔视察。9月12日，我按时到机场去迎接他。他冷淡地跟我打了招呼；在乘车返回师部的途中，连一句话也没说；更使我难堪的是，他对我的所有问话都不予置理。
在师部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东部军区司令主持；出席的有军长乌姆拉奥·辛格中将、空军中将马·马·思敬尼尔（飞行优异十字章获得者）、东部军区空军司令，以及我的师部各单位大多数的头头们。
森在会上一开头就说，塔格拉山脊是印度的领土，一定要把中国人“赶出去”。密码代号为“来克亨行动”的计划（Operationn
Leghorn），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执行。之后，他就进入一种漫无中心的谩骂，其要点不是说，他怎样执行这些行动计划；而是说，对于不立即采取行动的人，他将认真考虑给予处分。而对于第七步兵旅的形势估计和军长以及我本人对此估计的评论，却一点也没有讨论。军长企图提几点中肯的意见，但被粗暴地打断发言。轮到我发言，我提出了抗议，为什么不答复我一再要求对塔格拉山脊予以澄清的报告；这种要求，如前所述，我从8月初就提交上级了．甚至我还没有讲完话，军区司令就说，他不准备同我进行任何讨论，而是将向军长发出全部必要的指示。军长的不满是颇为明显的，但也不容他提出任何问题进行讨论。至少可以这样说，军区司令这样的作法，未能使人产生信心，反而使全体人员大为激怒。
军长与军区司令私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动身到西隆去了。据我所知，军长完全文持我的建议，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行动限于援救和加强扯冬哨所，而不要发动任何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他也指出了，同中国人卷入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将会造成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如下：第一，达旺的安全——由于我们把第七旅调往克节朗河，在东北边境特区主要应由我们负责的达旺，就面临着中国可能从北面采取的任何行动。第二，如果从那加兰和曼尼普尔抽调任何兵力的话（两者都由第三十三军负责），那加族的活动就可能加剧。第三，巴基斯坦可能充分利用我们卷入冲突的时机，旁遮普邦既要遭受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这些意见显然没有得到上级的考虑，也从未给予答复。森要干的却是在提斯浦尔公共工程局的旅舍内建立一个战术指挥部，他开始对周围的人下命令，不仅调动部队，甚至调动我指挥下的人员。而他自己却不向前沿移动。他以前从未到过前沿地区视察，尽管在他的指挥下，那是战略上最重要的地区。不管我怎样努力也未能说服森，第九旁遮普联队的指挥官能力较强，我们不应该调动他们，要等到扯冬哨所的情况缓和下来。
请记住，9月9日，我接到命令，要开始把第七旅向前调动到伦坡，这一调动就使达旺完全失去了掩护。尤其是，森曾下今，把达尔维旅长立即调到伦坡。当时我用最强烈的言词对这项命令提出抗议，指出在米斯拉中校到达扯冬哨所以前，达尔维旅长不能动，但我的抗议被否决了。
在提斯浦尔，森的“战术指挥部”极力折磨着我们，颁发出各种各样混乱的和不切实际的命令，我感到不耐烦，再也忍耐不住了，就报告军区司令，请求他或者至少派他的一位高级参谋官，亲自前来熟悉前沿地区的地形——特别是达旺和伦坡周围——否则，他不可能了解有关军事集结的时间、空间和人力等问题。这就使森和我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当然，因为他憎恨在我的建议中暗含着对他的批评：他的司令部从没有一个人去到高地走一定，甚至都不乘坐直升飞机来看一看。
在那些年月里，森中将一直是东部军区司令，而且在那段期间不论酝酿着多少问题，加上最近发生的情况，他一直无暇离开平原去视察提斯浦尔的前沿地区（离达旺200英里，离扯冬250英里），依照我的看法，这是严重的玩忽职守。假如他能够进行一些视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面对铁的事实考虑问题的。然而，实际上，他对地形完全无知，加上他显然由于不喜欢乌姆拉奥·辛格将军而时常发怒，这就使他对当前实际情况不能进行理智的思考。顺便说一下，几天以后，森的总参谋部的赫·卡·西巴尔准将，在无意中证实了我的想法：军区司令对这一问题之所以脾气暴躁，大多起源于他强烈的不喜欢乌姆拉奥·辛格。西巴尔是我的老朋友，在同军区司令的一次特大风暴式的会议之后，他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不要提太多的反对意见。他说，“你何必加入战线呢，这一切都是为了整乌姆拉奥的，你置身于他们之外好了”。当我指出，我那个师可就要在这个过程中陷入困境，他回答说，我不必过分担心，因为不会发生什么事的。他进一步说，军区司令深信中国人不会有强烈的反应，他只不过是借此机会“整一整”乌姆拉奥罢了！听到这些情况，并未增加我对军区司令或他的高级参谋的信心。
森曾发布一些显然是错误的命令，不管乌姆拉奥·辛格和我本人向他提过多么强烈的抗议，但是，他仍然不断地直接向部队和个别人下达命令。当他不能每分钟都从师部得到情报时，他就坚持要从阿萨姆步枪队方面获取情报。由此带来的隐患是：来自这些准军事性的机构的电报，常常用明码发出，从而危害密码的安全。因为由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七旅通过正当的程序，用密仍也发给我的师部同样内容的情报，自然就使我们通信密码的安全受到危害。不仅如此，军区司令习惯于用公开的民用电话，不分昼夜的同德里长时间通话，沿电话线路的任何未经许可的人都可以收听这些长谈。这样，保护密码安全的全部基本规则，都置于不顾了。
一切道理和军事观念，似乎都被抛入云霄。我的两个营竟然接到命令，要发动进攻，要把一旅中国部队从塔格拉清除出去！回顾起来，这一切似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同时，调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去后方驻防的命令终于撤消了，又命令他们沿着漫长的山路步行重返第七旅。我也得到了不明确的指示说：在将来的某天某时从某地增援两个营和有30辆车的运输排，来加入第四步兵师。实际上没有给我什么人力物力的支援，不论是进行230英里交通线的部队调动，还是保障达旺和瓦弄这些关键性地区的安全，而且，要向一个牢固地占据着塔格拉山脊的强大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却又确实没有给予我们任何支援。必须记住，要在如此条件下完成这一切！狂暴的雨季仍在持续，它对交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在空中，除了在气候稍好的短暂间隙中可以偶而进行飞行外，常规的飞行没有可能。
在军区司令的作战计划中，全然不考虑我师后勤供应上的弱点。例如，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要带着全副装备登山行军，要步行全程230英里回到达旺。没有提供任何运输工具来运送部队，即使短程穿梭来回的运输也没有提供。没有发给部队保暖的衣服，他们仍然穿着橄揽绿色的夏季军服（他们换上夏季军服，是在他们调出东北边境特区之前，冬衣被收走了）。一旦他们走上扯冬，就无法发给他们冬衣了；后来，冬天突然开始，他们要在15000一16000英尺的高地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在战斗开始之前，很多人就已死于肺炎和其他肺病了。
进行这样性质的一次战斗，正常的军事程序，应该先对战斗作出正确的估计，包括后勤的具体安排，对情报的全面评价，并且给师部发出明确的书面命令。实际情况却是森或他的参谋官没有估计，而只给了我们模糊而粗略的口头指示，没有明确地指出敌人的部署、兵力和可能的动向。至于作战的后勤方面，不是由于他们的不了解，就是完全被忽视了；或者说，很可能是由于不了解而忽视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制定一个有战术意义的计划，诚然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在我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侦察之后，我对敌人的估计是，在塔格拉地区约有一团兵力（等于我们一个旅）守住塔格拉山脊，这就意味着，该师的其余部队就在后面，一埃得到通知，一两天内即可到达。我估计瓦弄（在洛希特边区）附近至少有一团人。这些估计被上级当局不加解释地否定了。关于中国的兵力，上级告诉我的仅有情报是十分模糊的，据说塔格拉的北部，只有“不超过200人的一小撮劳动营部队，他们没有战斗力。”我很难想像这情报的来源，肯定不是来自兼则马尼的文职情报站，因为他们了解情况，并且同意我的估计。
军区司令下一步开始折磨我了，教我制定一个占领塔格拉的计划。我提出了抗议，我说，以现在的兵力状况进行这样一次战斗，是行不通的。但他坚持要我制定一个计划，在我的朋友西巴尔暗地里劝告之下，仅仅为了满足森的要求，我编造了一个虚构的计划。
我违背心愿而编造的计划如下：
第四炮兵旅部（在这种地形条件下，很少有炮战任务）将作为一个步兵旅部，并从第七步兵旅部接过保卫达旺地区的责任；拨给它新近即将到来的两个营；
第七步兵旅与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第四近卫军联队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仍在从米萨马里到达旺的行军途中）将集中在伦坡；
第九旁遮普联队留驻扯冬；
伦坡基地充分储备30天的给养；章多基地（在扯冬的西南）储备15天的给养；
只有在此之后，第七旅才能取道章多向西调动，在章勒集中，准备对塔格拉山脊进行突然袭击，向东扫荡。
关于这个“计划”，我必须略加展开地谈一谈，我们是如何编造出来的。章勒是一个很小的偏僻的牧羊人营地，按照一位军士（末授军官衔）在巡逻时，用铅笔仓促勾画出的克节朗河谷示意图，似乎它位于扯冬西部的某处。据此，为了迎合军区司令的意图，我就编造了我这个孤注一掷的作战计划（我承认，所有这一切，在事后看起来是轻率的举动，而我和我的师，确实是自食其果，在后来的三周，受到这种轻率举动的报应，这个我以后再加叙述）。因为中国部队占据着从第一号桥到扯冬的大片河床的紧靠北部的陡峭山腰，我这支装备低劣的部队根本没有可能从河岸线直向山上发动一次正面的进攻。所以，我那“幻想产生的”进攻路线，要以章勒侧翼为基地，发动进攻，然后向东扫荡，并向上打到塔格拉。如果我突然受到攻击，这是唯一可行的路线——或者说，当我看到那个铅笔画的草率示意图时，我是这样认为的。纵然来自军区司令的压力，我承认制定这种假造的欺骗性的计划是我这方面的一个失误——我们全都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所能为自己辩护的是，我曾明确表示过，发动进攻要以完成伦坡的后勤储备为条件；而我知道，由于种种原因，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得不到空中的补给。第二，在伦坡没有建立空投场地的可能性，不可能得到大量的储备；在章多也同样不可能。第三，没有搬运夫来搜集和分配空投下来的沉重物资。就陆上的联系而言，即使从我的师部抽调一个特别后勤小组去帮助第七旅部队的集结，去达旺的道路在冬天的积雪中，连轻量的运输也承受不住。我还调出一个机枪营的营部，用以控制提期浦尔到达旺的危险地段，疏通运输的阻塞。但是，实际上的需要，还要大一百倍。
伦坡被选作为主要的空投区，而章多作为前沿的空投区，这两处都未曾试用过。而结果是，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在很少伤亡和损耗的时候），伦坡也只能维持一个营左右的运输量。章多，后来发现它完全不适合作为空投区，由于陡峭的山坡，空投物资散落四处。而且，伦坡和章多只能接受双座贝尔型直升飞机，我们师根本没有这种飞机。
9月17日，我一听说第九旁遮普联队已到达扯冬，马上就带领我的侦察队由陆路去达旺。12日，冬季已降临，所以飞行没有可能了。在旅途中，我发现道路的情况是这样：过了邦迪拉，就不可能继续通行车辆。我总算让护送小组勉强地通过了。我在路上，看见几批直接从平原开来的部队，还穿着夏季制服，背负全部装备，在不停的大雨和没膝的烂泥中挣扎着穿过高山口，如色拉，高度为14500英尺以上（埃德蒙德·希拉里爵土稍后来到色拉，他说，就是登山运动员要适应这样的高山气候，至少也要一个星期）。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如果自称无所不知的德里当局是错误的，而中国人又定要抵抗我们建立哨所的行动；那么，我们着手愚蠢的进攻计划，其最终结局只能是一场大灾难。显然，勒克瑙和德里的上级当局，或者根本想象不到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或者他们知道，但却宁愿不顾事实。
这时候，中国广播了几条消息，要求我们的部队从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和扯冬越过克节朗河的阵地上撤回去。当然，我们的部队不予理会；并且继续巩固所占阵地和修整通往扯冬的道路。
在双方敌对武装如此对抗之下，长久维持和平是不可能的。9月18日，发生了第一次交火事件，结果双方都有伤亡。这样，沉闷的对抗，已升级到公开的、还可以说是有控制的战争行动了。这次事件，也显示出中国人是准备得很好的，并且有相当的实力。在另一方面，我们只能勉强支撑沿着克节朗河南岸挖壕固守的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几股小分队。撤运伤员遭到了巨大的困难；在那些高地上，要用6个到8个士兵抬一副担架，才能回到伦被，从伦坡再空运到吉米塘。有些伤员在搬运途中就会死去，根本到不了战地外科中心。
我放心不下的是，我们已使达旺面临严重的威胁。我愿强调说，达旺不仅具有政治上和战术上的意义，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即达旺的佛教徒门巴人，特别是著名的达旺寺庙里的几百和尚，对于中国人和西藏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1960年，当我们开始建立阵地时，他们曾抱着希望与印度军队共命运，完全和我们一致行动。所以，他们的安全对我们是一种神圣的信托。
以前我曾经要视察伦坡和扯冬，但是没有适当类型的直升飞机。年青的空军驾驶员们，作为优秀的飞行员，很想为陆军分担他们的一份责任。曾几次试图降落，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一架米-4型直升飞机在临时机场上坠毁了。因此，飞行是不可能了。我不得已步行去伦坡，从达旺出发需要四天艰苦的长途跋涉。
在伦坡，我见到达尔维旅长和其他从达旺步行来的人。我发觉达尔维情绪低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整个的气氛是令人沮丧的。部队有很多人来自伏特山，步行230英里，疲劳、饥饿、衣着破烂、士气颓丧。
9月27日，军长乌姆拉奥乘一架双座贝尔型直升飞机到达伦坡。他通知我们，内阁已决定要攻打塔格拉，而且这一进攻必须尽早完成。这等于他向我们投掷了一颗炸弹。乌姆拉奥·辛格将军在伦坡的两天内，我们进行了充分和坦率的讨论。然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按照军区司令的命令，进一步草拟了一个试行计划。
根据我对中国兵力的估计（当地情报局的代表已予证实），我写出一个书面的评价。我估算中国在塔格拉有一团（旅）兵力。至于我们的部队，除非枪炮弹药空投到章多（14000英尺），我不能设想得到炮兵的支援。
冬天很快降临，在较高的山峰上，已经开始下雪，很快就要封闭我们前沿阵地的陆路通道。这就意味着，一切军需给养——不仅包括口粮和弹药，而且包括为我们部队避寒用的预制掩蔽所——势必在章多至少储备六个月的，因为在冬季空投是不可能的。至于伤员，从章多撤离的唯一办法是乘直升飞机，但是迄今为止，只有一种型号的直升飞机能够在那里降落。
基于这些因素，在我9月29日的意见书中，我建议“既定的作战计划，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执行：
（1）如果必需的储备（即供应旅的储备在伦坡够维持30天和在章多够维持15天），最迟在1962年10月15日完成；
（2）如果冬季避寒掩蔽所和为伦坡前沿驻军提供6个月的储备，能在1962年11月底得到保证”。
当我征求达尔维的意见时，他说设想中的作战计划，是他的旅力所不及的，我同意。我表示，向塔格拉进攻应是一个师的任务，还要有足够的炮兵支持和得到后勤支援的保证。乌姆拉奥以其直率的态度，写下了他的书面意见：这个作战计划“不能同意”。这就是他交给森的东西。
10月2日，我被召到提斯浦尔同军区司令讨论我的计划。同以前的情况一样，我们所提出的重要的战术上或后勤上的问题，一点也不予考虑。我再一次受到训斥性的威逼（现在我已熟悉）。他说，国防部长要求这一战役“尽早”完成，发动进攻的军事行动如有任何延误，对所有有关方面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顺便提一句，我注意到这里在日期上略有修改；以前的命令是准备计划截止9月19日，10月1日完成作战任务；现在的期限是“尽早”。）
10月2日，我回到达旺。卡·辛格旅长已在那里建立第四炮兵旅部，并且接管了保卫达旺的任务。我自己的战术指挥部设在吉米塘；终于提供了一架贝尔型直升飞机供我使用。
部队的调动，尽最大努力在进行中。然而，在伦坡的空投供应，令人大失所望。50％的物资丢失或损坏了。许多包裹沿陡峭的山坡，滚下几千英尺；准备作战的部队，不得不派去担任劳累的任务，到山下深谷去收集空投散落的物资。在章多的试投更加令人不满，此处不可作为一个空投区。
10月4日一早，我去伦坡视察，得知军区司令打算飞往达旺——大大改变了过去的作法。所以我也飞到达旺，会见军区司令和随从他到达旺机场的赫·卡·西巴尔准将。
森粗率无礼，二话不提就问我，为什么第七旅没有调到扯冬去。我答称，在9月27—29日军长视察伦坡的时候，我已向他提出了建议。要把第七旅调到前方去，只有在伦坡和章多建立储备仓库之后才行。总之，还未确定把第七旅调去扯冬，所以谈不上为何不调该旅去扯冬的问题。事到如今，我已作好充分堆备，跟军区司令摊牌，不管他颁发所有这些行不通的计划和命令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森用近似蛮横的口气告诉我：“我已经罢了你的前军长乌姆拉奥·辛格将军的官。如果你不跟上来，你知道你的前途将会如何。在新军长就职以前，我将向你发出一切命令”。这使我震惊！我表白说，我几乎无力维持第九旁遮普联队驻在克节朗河谷，所以不存在向那里调去更多部队的问题，更谈不上调去一个整旅。然后，我得到一个直接的命令，让我回伦坡去，并且下令调第七旅到扯冬和一个连到章勒。
此时，随便森怎么大声威吓和一意孤行，我决定坚持自己的权利和判断。于是，我回答说，我有充分理由不执行他的命令，而且我还要向新军长阐述我的主张，不管新军长是谁。我说，我暂时只调动第七旅的侦察部队，该旅的其余部分，只有得到最低限度的供应保证后，才能调动。至于章勒，我说我将发一密电给军部，说明不管军长发出多么明确相反的命令，我已经接到军区司令停止占领章勒的命令。
森说：“可能你不知道，我正在调布里吉·莫汉·考尔作我的新的第四军军长，而他是不容许在他脚下长草的。”显然，这又是另一种威胁——因为我们全都知道考尔将军的声誉，以及关于他容易接近国防部长，甚至潘迪特②·尼赫鲁。
我飞返伦坡，告诉达尔维，他们旅要奉命调动，不容再延缓。但是，我已经自作决定，现在只调动侦察部队。我向达尔维保证，我将向新军长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劝他取消把整旅调到前方的命令。我还电告军部：遵照军区司令的特别命令，已派一个连去章勒。
在下令给达尔维旅长调动他的侦察部队之前，我曾考虑到，由于专横地撤换乌拇拉奥·辛格将军所引起的新情况。乌姆拉奥曾给我和我的师一切可能的支持，但是当军区司令如此露骨地干涉，并且直接下命令给我师时，我们全师的人加在一起也无力抗拒。不论乌姆拉奥、达尔维旅长和我本人提出多么强烈的反对，我们都未能阻止这种导致达旺失去掩护的部队调动——还有我认为同样不合理的其他调动。我设想，我拒绝执行军区司令调第七旅到克节朗河的命令，结果也会正如他所威胁的那样把我撤职。但我确信，不论谁作新军长，当他不辞辛苦去视察前沿阵地并根据军事观念而不抱个人偏见的话，他定会承认明显的客观事实。随后我就返回设在吉米塘的战术指挥部。
10月4日傍晚，我接到指示，于10月5日到达旺去迎接布·莫·考尔中将，新的第四军军长（陆军总部已于10月4日命令，以第四军司令部代替第三十三军司令部，负责执行东北边境特区的行动计划）。10月5日一整天，我在达旺徒然地等待着考尔，但是到深夜，我得知他已经直接飞到伦坡。我也获悉，他在那里已下令调第七施到克节朗河，他的命令已直接下达第七旅少校参谋。这在考尔与我师打交道中，不是一个很吉祥的开端。
10月6日上午，我飞到吉米塘，并且见到考尔，他已从伦坡到达那里。我同他是多年相识的朋友，而且一度颇为亲密，但是我从未在他手下工作过。即使在他高升要职之后，不论何时我们偶然相会，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友好而不拘礼节的。然而，我已得知他获得了一种名声：对于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下级，他就专横急躁。当时，据我了解，他已听说：在他担任参谋局长的时候，我曾批评过他本人和他的政策。因此，我作了最坏的准备，但是我也下决心，直言不讳地说话。
情况是这样，在吉米塘，那天上午我一见他，我们马上就处于习惯性的亲密随便——并且像过去一样，我喊他的名字（当然，除非有别人在场时，我称呼他“先生”）。我记得，当我们离开机场一同走路的时候，我对他开玩笑说：“比吉③，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我们听说你在高升的路上，但是这个地方只能导致你向下降啊！”他对此笑了笑，答称他是被克里希纳·梅农催来上任的，他断定梅农“一定对我恨之入骨”。
在我进一步继续叙述之前，我愿就我所看到的关于作战情况的一些事实，作一个归纳，如同我向考尔将军简要汇报的那样。有趣的是，许多作者在写这一问题时，由于种种原因，掩盖了这些事实：
（1）麦克马洪线是根据分水岭原则画的，但画得很不准确，这条线就号称是画定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边界。它在50年以前，曾被印度与中国双方所接受（虽然后来中国没有批准）。所以最高级的政府和军方的领导人，都认为在东北边境特区的领域内，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诉诸武力。
（2）在发给陆军的地图上，塔格拉山脊和克节朗河都标明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
（3）这些年来，外交部一直未曾作出努力，实地勘定麦克马洪线。在地图上，关于这个地区，特别是娘江柯以西所画的详图，同实际地形毫无联系，而且这种差异从未加以纠正。
（4）尽管我们一再要求上级当局，对于我们要求的边界线的正确画线和扯冬哨所的地位，予以澄清，但从未给我答复。
（5）由于不利的地形与飞行条件，在整个东北边境特区只能维持战斗部队不超过5000人；这一地区有33000平方英里，实际上没有道路，只有荒僻的山区，与西藏接壤的边界有400英里。
（6）总的来说，是由于建立“昂卡尔行动计划”的哨所，特别是因为建立扯冬哨所，才造成了危险的局势。早在7月20日，第四步兵师就向上级司令部报告了这一形势，但是上级置若罔闻。
（7）在整个东北边境特区，达旺是政洽上和战略上最重要的地方；而且保护这一地区的居民门巴族，是一项很特殊的责任。然而，从9月8日以后，原定保卫达旺的第七旅部队被命令调往克节朗河，从而向敌人暴露了达旺以及南下提斯浦尔的汽车公路。这是森违反旅长、师长和军长的特别忠告而下令调动的。9月9日，军区司令违反下级指挥官的全部忠告，亲自下令把第七旅调往扯冬。
（8）在发布这些命令之前，军区司令从未到过提斯浦尔前线，没有对于地形的第一手知识。直到差不多一个月以后，在10月4日，他才到达旺地区，而且那也是乘直升飞机去的；在达旺和吉米塘机场，每处仅停留15分钟。他无意对周围地区作一次空中侦察，他的高级参谋官员也无一亲自实地了解——他们从未经勘测的地图上所捡来的知识，只能造成误解。
（9）在准备大规模作战的全部时间里，情报当局从未向我们提供有关中国意图、兵力和部署的情况，只有关于“一小撮劳工队”的猜测。与此同时，据说来自情报当局的无数消息，经我们查证，不是互相矛盾，就是不正确，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译者注：
①东部军区司令部设在勒克瑙。
②潘迪特（Pandit）：（1）学者尊称，（2）婆罗门的一种称号。
③是“布里吉”的亲密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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