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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8-9-22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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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嘉庆元年),清军参赞公海兰察巴图鲁等捐资为济咙在拉萨磨盘山南麓修建私庙竣工,皇帝赐匾“卫藏永安”,即“功德林寺”。1804年(嘉庆九年)10月,八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清朝即令济咙总理藏务。1908年,九世达赖坐床,仍由他代理其摄政职。1811年(嘉庆十六年),济咙呼图克图圆寂,享年51岁。嘉庆皇帝评价他摄政“二十余载,一切事件,俱能尽心办理,唐古特番众敬服安贴”。
八世达赖喇嘛与几任摄政关系融洽,表明他服从清朝的摄政制度,而且与几任摄政一起,为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努力。
三、八世达赖喇嘛在廓藏战争中的表现
1788年,廓尔喀第一次侵入西藏,八世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上奏告急。乾隆御令理藩院侍郎春暖花开卢及四川总督成德、成都将军鄂辉等率兵三千火速进藏抗敌。然而,驻藏大臣庆麟不积极备战,却借口护送班禅而欲将后藏舍弃。乾隆甚为不满,指出若扎寺被贼人抢占,“朕定将庆麟从重治罪。”
1788年10月,清军抵达拉萨,即开赴边界。八世达赖喇嘛设宴款待出征边界官兵,祈祷胜利。尽管乾隆降旨“朕之精兵粮饷不用在藏征集”,但不久,达赖和班禅即从地方征得口粮4600石、牛1100只、羊10000只等作为军粮,且不要粮价。乾隆帝令清军“仍照数给价”。正当清军出征之时,扎士仲巴呼图克图与萨迦呼图克图等人背着达赖和班禅,派遣沙玛巴与廓方私下讲和,私下答应每年由西藏向廓方赔偿三百锭元宝(共合银九千六百两),以换取廓方撤出所占西藏地方。对此,达赖喇嘛曾表反对:“此事所办冒昧,将来必有反复”。这样,巴忠未交一兵一卒,即谎奏击退了敌人,收复了失地,“奏凯班师”,骗得朝廷赏金百万。
1791(五十六年)7月,廓尔喀人因讨取赔偿,遭西藏地方拒付,遂再次侵入后藏。藏军连败,率兵前往后藏的驻藏大臣保泰不敢迎战,却以护送班禅为名仓皇逃回拉萨。仲巴携带鹭财物弃寺潜逃,寺僧四散。廓军长驱直入占据扎寺,大肆抢劫寺内财物,直至半月后才撤走,退居聂拉木等地。当时,驻藏大臣雅满泰惊慌失措,丧失斗志。8月8日,他会同众噶伦拜见达赖喇嘛并禀请暂时前往热振避难。八世达赖喇嘛指出,廓尔喀不至于进犯拉萨,安慰在场僧俗官员无须慌张。后,班禅到拉萨,驻藏大臣又会同众噶伦拜会达赖和班禅,请示他们“应该往昌都出走”。八世达赖喇嘛说“此事必须再奏皇帝,请派兵平息”。两位大臣不得已如实上奏。乾隆降旨称:“达赖喇嘛决断此等大事,仍居布达拉宫,甚善。”“朕深喜达赖喇嘛如此通晓事理”,驻藏大臣“竟是无用之物”,“心慌胆落,怯懦已极,殊属负恩”。并决定处理怯懦无能、胆小怕事的驻藏官员及带兵将军。先查办藏务的鄂辉将保泰、雅满泰革职,令他们仍保留效力赎罪。
1791年冬,乾隆特命大学士一等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以领侍卫内大臣超勇公海蓝察为参赞大臣,带领满汉大军从青海急速赴藏。八世达赖喇嘛派拉鲁公等人远到西藏交界多伦巴图尔地方迎接,福康安到拉萨时,八世达赖喇嘛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因八世达赖喇嘛喇嘛表现不俗,曾得乾隆帝多次褒奖,福康安亦以崇敬之心情与他会晤,甚至拜礼。福康安向达赖和班禅传达谕旨:此次用兵征剿廓尔喀贼匪,“全为保护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僧俗番众人等”。谕旨嘉奖达赖喇嘛“伸明大义”,同时宣告:“将来剿平匪后,一切善后事宜,必须另立章程,逐一筹办,务使边圉谧宁,永除后患”。对于“所有将来应办应改各事宜”,达赖、班禅“自当晓谕僧俗人众,一一奉行,永远遵奉”。二人听毕,均表示“悉听裁酌主持,永远遵奉”。
此后,为祈祷胜利和“祈祝大皇帝万寿”,加之藏历新年临近,福康安向哲蚌寺和色拉寺僧人广放布施,向达赖和班禅分别献上厚物,并请八世达赖喇嘛在法会上为清军讲授了善事圆满回向经文。福康安又与八世达赖喇嘛多次会晤,就征剿廓尔喀有关事宜“详细征询”,请教问题,达赖喇嘛均以一一善答。后来福康安曾以钦佩之情禀报皇帝:“至于诸多我军官兵议而不决的疑难问题,若请教于他,便能即刻得到圆满的解决。”
1792年2月,清朝另派和琳为驻藏大臣,令鄂辉办理所有藏内至军营粮运乌拉等事务。此事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福康安抵藏时,八世达赖喇嘛、济咙克图及噶伦等即表示:“抵藏官兵所需马匹、驮畜、口粮、运送等,诚愿竭力筹措”。“其口粮除由达赖喇嘛内库、扎什伦布、萨迦寺及贵族、僧俗官员倾囊以供外,属民则只留年内口粮、种籽,余下尽数征收,共备齐粮九万石”。鄂辉、成德抵藏时,曾与济咙克图、噶伦等商议,筹办糌粑谷七万余石。鄂辉出征前,又交付济咙等增购一二万石粮谷,济咙、噶伦等各自派人前往近处购买。乾隆帝批示除了前鄂辉等人规定的采办七万一千石的军粮之外,恐“稍有扰累”,“毋庸再为加增”。福康安还札商达赖喇嘛及济咙在藏地采办马匹,达赖喇嘛又令在后藏购办,但“犹恐不敷乘骑,遣人携带上银三万两,赴青海、蒙古番族地方采买马匹”。乾隆赐旨:“达赖喇嘛差人西宁购买马匹一节,即属可已之举”。另外,达赖喇嘛、济咙、噶伦等人又将布达拉宫所存火药二千四百余斤、铅子二万八千斤及大小炮三十余位交出,各寺喇嘛和噶伦等人亦将自养马匹交出。
1792年3月,福康安率军赴后藏消灭廓尔喀。达赖喇嘛来送行祝福,并派遣噶伦、知宾和通事等官员协助办事。福康安率兵经过一系列血战,至7月14日,廓尔喀王被揎迫完全乞降,保证今后“永遵天朝王法”,“再不敢侵犯边界”。福康安上奏被恩准,8月28日清军遂接受廓尔喀王的投降,停止进攻。9月4日,清军由廓尔喀境内撤出,胜利凯旋。
10月3日,福康安行抵后藏,即去拜会七世班禅。福康安向前藏进发时,达赖喇嘛先已下山,“在布达拉十余里外甲木参罗布登亩内等候迎接”。15日,福康安即在此庙内与八世达赖喇嘛相见。达赖喇嘛表示:“今蒙大皇帝天恩,劳师糜饷,为西藏收复边界,征服贼匪。我在藏闻知捷音,欢欣感激之下,尤切惭惶思专差喇嘛赴京,进表恭谢天恩。”
1793年(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福康安率军回内地时,八世达赖喇嘛派拉鲁公、传令官送至墨竹贡嘎,并遣近侍送福康安至工布江达,遣噶伦拉顶和传令官格桑楚臣等送至康区。临行时,福康安向八世达赖喇嘛献上哈达、玉器及玉如意等物,向他表示感谢。
四、拥护并执行二十九条章程
八世达赖喇嘛等对清朝在西藏的改革也表示了极大的配合和支持。福康安凯旋回到拉萨后即奉旨办理善后事宜。首先是惩办祸首,废止红帽活佛(沙玛尔巴)转世,将其一切财产及百姓充公,寺内红帽喇嘛一律改奉黄教,拨给三大寺管制。仲巴因“其罪甚重”,奉旨解赴北京治罪。又将扎寺惑乱人地,孜仲喇嘛拿至前藏“即行正法”。
制定善后章程,改革藏中弊端,是当时治藏的重大举措。福康安凯旋途径扎什伦布时,即向七世班禅宣讲“革除积弊”、制定章程的意义。随后他又向八世达赖喇嘛了同样讲解,并章程之事,皇上“交本大将军等祥细筹议,以期经久无弊”。八世达赖喇嘛当即答称:“卫藏诸事,上费大皇帝天心,立定法制,垂之久远,我及僧俗番众,感切难名,何敢稍有违拗,将来立定章程,惟有同驻藏大臣督率噶伦及番众等,敬谨遵照,事事实力奉行,自秘于世故地大有裨益。”
其实,清朝早在处理廓尔喀侵藏事件之始,即已着手讨论西藏地方行政制度改革问题。1790年9月8日,受命查办藏务的四川总督鄂辉曾就改革西藏地方行政制度提出过十点意见。福康安入藏前,乾隆曾面谕他:“将来剿平贼匪后,一切后事宜,必须另立章程”。不久,乾隆又指明当时驻藏大臣在人事权上的薄弱和西藏官员的舞弊行为,要福康安认真研究。福康安奉旨调查,并于1792年1月26日奏禀有关噶伦“干预”和“擅专”西藏地方事务,甚至将驻藏大臣架空的严重情况。1792年8月27日,乾隆谕军机大臣传知福康安、孙士毅、惠龄、和琳等人在西藏推行改革。谕旨具体提出了7项重要的改革,其中即提出今后达赖和班禅等活佛转世须采用“金奔巴瓶”掣签办法。1793年2月23日,福康安令人将译成藏文送达赖喇嘛阅览,“与之逐条详细讨论”,并召集各呼图克图及噶伦等僧俗官员,“将藏内一切章程详细训示”。
福康安等人经过与西藏地方上层人物“逐条详细讨论”,最终达成基本共识。章程奏本经期廷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议政九卿等商议后,报请乾隆皇帝批准。该钦定二十九条章程于1793年颁布执行。达赖喇嘛、摄政及各大喇嘛活佛等表示完全拥护。达赖喇嘛合掌宣誓:“所议各条,皆系怜爱僧俗,体恤番情,实可垂之永久。……从此谨守章程,事事与驻藏大人会商办理。我惟有习静修持,虔诵万寿经典,仰报大皇帝高厚鸿恩,断不致稍有格碍。“它同样得到了西藏僧俗群众的真诚支持与积极响应。
二十九条章程规定了西藏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边防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是清朝自顺治以来治藏政策和经验的总结。自它颁布以后,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认真贯彻。八世达赖喇嘛向全藏颁布的《水牛年公文》,详细解释章程条文,其中包括如何实行金瓶掣签的问题。他还亲自主持第一次用“金奔巴瓶”制定了昌都帕巴拉活佛的转世灵童。
贯彻章程的情况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1795年,八世达赖喇嘛在驻藏大臣松筠授意下,决定减免百姓赋税,除应交“商上必需之草料柴薪及牛羊猪等项”外,其余应交儿粮各项,“普免一年”。将自1791年至1794年“旧欠粮石,乃牛羊猪各项钱粮四万余两,概行豁免”。将失散百姓招回,给予银两修补房屋,给予籽种各务农业,三年之内,免除钱粮杂税。同时告示各处营官第巴头人,除朝佛熬茶来藏及达赖喇嘛有事所需乌拉之处,其余一切差事,须持有驻藏大臣发给的执照,“不得滥行应付乌拉”。八世达赖喇嘛还将他库中积存的布施银三万两交出用于救济“各处穷苦百姓”。但乾隆批示:达赖喇嘛“竟可毋庸出其已资,著加恩动用该处正项,赏给前藏银三万两,后藏银一万两,交松筠等务须尽心妥办,勿使一夫失所,以副朕一体惠爱番民至意。”松筠遵旨散发救济,甚至亲到曾遭廓尔喀人蹂躏过的宗喀、济咙等地,下令停征一些苛捐杂税。乾隆对八世达赖喇嘛于他登基60年时派人祝寿,减轻属民差徭,布施百姓白银等做法,“甚是欣慰”。为此,特赏八世达赖喇嘛贵重礼物和嘉言谕旨。赐礼中有一副乾隆珍贵的肖像,是按照汉藏人士礼拜佛像的风俗,身着比丘金刚服的乾隆本人龙体肖像。八世达赖喇嘛视如珍宝,将其供奉于布达拉宫三界殊胜的寝殿。他向驻藏大臣表示:“大皇帝自喇嘛吾年幼时起,便多赐谕旨和大量赏品,恩德无量,永将牢记”。他还告诫西藏僧俗人士说:“大皇帝是众佛之严父至尊文殊菩萨,……我们对他的任何画像都须圆满崇敬奉供。”
章程还制定了任免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的法规,详细造册登记顶子、职位级别、升迁、年限、替换等,编为“噶厦印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鉴于原本破旧,又做了新编。总之,二十九章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清朝治藏达到了全盛时期。
1799年,乾隆皇帝驾崩,八世达赖喇嘛举行了各种法事以吊唁和超度,并特别向布达拉宫两尊灵塔、圣观世音洛格夏惹像和皇帝肖像做百供,向乾隆肖像叩拜,驻藏大臣等汉藏官员身着白衣至肖像前叩拜志哀。7月26日,八世达赖喇嘛、达擦活佛、热振活佛等大活佛率五百名僧伽于两日内连续举行超度皇帝大威德金刚自受灌顶法会。驻藏大臣等官员向法会大放超度布施。八世达赖喇嘛亲自念诵回向经文,超度乾隆帝和祈祝嘉庆皇帝万寿。
八世达赖喇嘛喇嘛于1804年藏历10月18日在布达拉宫圆寂,享年47岁。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作为一名虔诚的宗教首领,从小严格学经,造就了深厚的佛学功底。他能够将自己的学经及宗教活动与为国利民结合起来,使格鲁派教义发扬光大。他的宗教活动中包含了一个宗旨即对清朝的向心力作用。终其一生,他能够务识大局,服从和支持清朝在西藏推行的代理达赖品玉的摄政制度;他与几任摄政活佛和睦相处,关系融洽,维护了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使僧俗人民安居乐业;他认真贯彻皇帝谕旨,如促成六世班禅晋京之行,配合清朝处理三暗巴抢劫事件,与历任驻藏大臣发展了良好关系等,为增进西藏地方与清中央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八世达赖喇嘛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在抗击廓尔喀的战争中的远见卓识以及贯彻圣旨、积极迎接请军、征集粮饷支持清军等行动。战后又与班禅、济咙活佛等人一起参与了拟定各项善后事宜及对藏事的整顿。钦定二十九条章程颁布后,他认真贯彻执行,非常可贵。清廷对八世达赖喇嘛晚册封了五年,在廓藏战争中,他与噶伦丹增班觉曾被乾隆帝误解,但他仍然没有辜负圣恩,始终拥护清朝治藏的各项政策。
[作者简介] 冯智,藏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北京 100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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