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是义的母体
——探究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之二
中国人历来重视道德问题,老子说:“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其意是:个人若重视人情修养,他的品德就会真实可信;若将其推广到家庭,个人的品德就会与家人共享,并能感染到家庭的每个成员;若推广到乡邻,品德魅力就会使全乡邻的人们受益,并无形中影响、熏陶到每个人品德的增进;推广到国家,品德就会丰厚;推广到天下,品德就会广博。品德看似无形,确是人类社会中独特的“软黄金”。一个人乃至国家一旦形成深厚的道德基础,其激发出的创造力、融合力、影响力、感召力是任何物质力量都无法替代的。
经过千百年来的思考和道德实践,情、义、利三者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道德观的主要内容。其中,义与利可分可合,关键是利益获取是否与义的要求相冲突,不义之财就不应获取。与义利之间可分可合的关系不同,情与义则密不可分。因为情是义的母体,自2000多年前的《诗经》中发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睦的亲情呼唤以来,情义无价已成为普遍的道德准则。事实上,义本生于情,既是情感的升华,更是在物欲横流之际维护人间真情的真谛。然而,近来社会上出现一种动向,割裂情与义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使两者对立起来,似乎有义不必有情。这一现象的出现,已触及中华民族道德观的核心准则,绝不应忽视。情与义不容割裂,没有真情的基础,义就显得狭隘和浅薄,没有义的感召,情就缺乏品质。情义相合的观点,需要我们旗帜鲜明地坚持。
重义而轻利,重真情而淡俗礼,则人情可亲可敬,由此,虽然君子相交淡如水,却能长久回味。以德为里,以情为表,使感情有道德的依托,一个人才会显示出纯正、自然、朴质、真实、善良、宽厚、慈爱等人格魅力。在重情重义的道德基础上,才会形成和谐社会的人文环境。例如,在盛唐时代曾有过千里送鹅毛的故事。西域回纥国派使者跋涉千里去拜见唐王,其所携带的贡品中有一只珍贵白天鹅,不料,这只白天鹅中途飞逃,使者只抓下几根羽毛。无奈之下,使者只好小心翼翼地把这几根鹅毛裹好,送与唐太宗。唐太宗非但不怪罪,还重赏了使者。几根鹅毛传递了双方的真情真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有评价:“回纥与唐的关系,是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和好关系。”《剑桥中国隋唐史》也载明:“回纥人证明远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邻邦,他们甚至在唐发生危机时愿意提供雇佣军援助。
反之,若以利欲为根本,义既不立,情亦难存。由于利在则情存,利尽则情散,社会和谐便无从谈起。例如,安史之乱的祸首安禄山,曾受到唐玄宗的重利笼络,赏钱财无数。但是,这种利益基础上的虚假人情最终走向反面,安禄山的物欲非但没有满足,反而在利益刺激下膨胀。幸亏以义相交的回纥人出兵助唐平叛,大唐才得以渡过此劫。
情义相联而密不可分,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就西方文化传统而言,义的概念并不明确,从而其对情感的理解浪漫有余而厚重不足,人情在利益的冲击下非常脆弱,不得不以契约信誉来补救。然而,无情之义终难立,无义之情多虚伪,造成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异化现象泛滥。迄今,有人信奉达尔文的动物爱情论:“只看到过某个遥远海岛上一对海龟的爱情”,把动物性的爱作为感情诉求,不信也不播种人间真情。有人以浪漫为爱情,以刺激为追求。老子说得好:“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疾风和骤雨都无法终日长久地保持下去,浪漫和激情使精神耗费,刺激与煽情使心神不宁,自然无法持久。
以道德为基石建起的真情是人类社会的精神营养,如清泉一泓,灌溉我们的菁菁家园。因此,振兴重情重义的人类道德体系,打造充满韧性、持久性和亲和性的个人品格,把每个个体的情感凝聚成爱国爱家的赤诚,是中华民族拥有强大凝聚力绵延不绝的文化支撑。
生命的同源亲近性与生活的相互依赖性促使人们走向交流合作,人与人之间的情谊、相知、互助,历经时事的磨砺和涤荡,逐渐演变成交流合作的无价之宝。在艰难岁月里,人与人之间有情有义,社会上下才能同心同德,才能于逆境中办大事、创大业。过去,河南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感天动地之举,我国“两弹”试验成功,曾让全世界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今天,在市场经济生活中,同样应像保护眼睛一样珍爱情义,即由道德力量和制度的完善来保护的人间真情,那么,完全可以相信,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将能吐故纳新,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懈努力,提供不尽的精神动力。
[ 本帖最后由 happykl 于 2008-9-19 09:20 编辑 ] |